「帝國銀行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鐘，才查明被盜去了些什麼，馬上發出通知，但是兇犯已經在作案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到安田銀行板橋分行去，把盜去的支票兌成現款取走了。
發票人是森越治，金額是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圓。背面用兇犯的筆跡寫著「板橋三之三六六一」。背面簽署的是後藤豐治，本人只寫下自己的名字，兇犯在旁邊附了個假地址。偵查當局對這個人的相貌和裝束做了調查。該分行的代理分行長田川敏夫說：「那人身高五尺三寸左右，肩膀又圓又厚，並不駝背，只是使人感到穿得太臃腫。他戴著一頂好像是駝絨的白糊糊的方格鴨舌帽。帽子是整塊料子做的，後邊筆挺，似乎是新的。大衣是咖啡色的，顏色鮮明的帽子配上一件厚厚的咖啡色冬大衣，很不調和，所以給人的印象很突出。」他還說，那人戴著寬寬的黑框眼鏡，鏡片是淡褐色的。
三家銀行都是由同一個兇犯去的，不可能設想單單在取錢時他會支使別人。筆跡是符合兇犯的年齡和文化程度的。據此，偵查當局認為拿支票來兌換現款的人必是兇犯本人，也就是說，那筆跡是兇犯留下的，並決定按照這一方針來偵查。
兇犯說話沒有什麼富於特徵的地方口音，服裝和態度也不土氣，三個犯罪地點選得都很老練，不像是從外縣初到東京來的人乾的事。而且，兇犯從帝國銀行出來後，第二天就連鞋帶大衣都換過才到安田銀行板橋分行去。根據以上幾點，假若出現在四家銀行的是同一個兇犯，偵查當局認為他必然住在東京都，並決定在這個範圍內進行偵查。
為了從在同一個時刻到安田銀行板橋分行去過的顧客中找到目擊者，偵查當局就去尋覓線索。同時，又設想他可能是乘都營電車來的，就在都營電車公司巢鴨營業所貼出了寫明該犯相貌特徵的通告，要求司機和售票員予以協助。在相貌、裝束下面，還寫著「像是個包工頭」——這一點是以目擊者所提出的特徵為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