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2]同志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範圍很寬，一划分開，就似乎是說，斯大林只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麼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麼辦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範圍。比如，拿日本來說，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現在算歸我們，將來美帝國主義撤走以後，它又該歸斯大林管了，這豈不是笑話?當然，我們不要忙於想寬了，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運用到其他國家的經驗，自然會有人運用的。所以，不要做這種定義。斯大林做列寧主義的定義[3]，是在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季諾維也夫[4]等的鬥爭中產生的。那時候在俄國，有馬克思、列寧的影響，還有季諾維也夫及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影響，所以要那樣提。馬、恩、列、斯在中國的威信很高，中國不發生這種問題。
為什麼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並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不能比國家的大小，不能因為保加利亞小，蘇聯也只有兩萬萬人口，而我們國家大，一下就搞了四萬萬多人口，就應該佔先。在這裡，數量不等於質量。如果硬要比較，那末馬克思的祖國，那裡今天還沒有革命，那又應當怎麼看呢?
有人說，斯大林的思想之稱為學說，不稱主義，是斯大林的謙虛。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釋為謙虛，而是因為蘇聯已經有了一個列寧主義，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這一主義的，並且把它貫徹到實際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個列寧主義，再有一個斯大林主義，那就有了兩個主義。同樣，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如再搞一個主義，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
關於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5]，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範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關於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人類第一個最偉大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德、意、日帝國主義是第二個最偉大的勝利，中國革命是第三個最偉大的勝利。歷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設想，沒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的勝利而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國主義制度存在的時代，沒有國際援助，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勝利。直到蘇聯實行第三個五年計畫的時候，斯大林還是這樣談問題，因為蘇聯在國內雖然勝利了，但國外來的干涉問題並未消除，現在仍然如此。估計形勢，是我們必勝，社會主義必勝，這是整個的趨勢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後取勝了才算勝利，中國革命也是一樣。而且勝利之後的鞏固，沒有外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認為沒有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也可以勝利，那是不正確的，違背馬列主義的。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沒有歐洲的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革命也能勝利。我說，東方的空氣比較稀薄，而西方的氣壓很重，我們就在東方衝破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這一環。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們受人幫助，也要時刻準備幫助別人。這就是國際主義。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應當宣傳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要在全國人民中、在全黨中廣泛宣傳。但同時我們不應當驕傲，從將來建設新中國來說，道路還是很長的，而革命戰爭的勝利僅是很短的歷程，還只是事情的開始。
「畢其功於一役」
「畢其功於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這一點上說的，就是說流血的革命只有這一次，將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只是可能，將來是否不流血，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情況。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至於說「政治上、經濟上都畢其功於一役」，那是不能這樣說的，王明同志這樣說，那就錯了。
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
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許多同志都講了，王明同志的發言很不好。他昨天後半段的發言，比較有些進步。問題是他現在失掉了主動性，是被動的，其原因在於他沒有自我批評，不願意承認錯誤及其錯誤的基本點。他的「主動性」還停留在四中全會[6]及十二月會議[7]上，而那些是錯誤的，已經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條完整的錯誤路線，「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國產生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現象在黨內的反映。
至於王明是否有個人野心，這一點他是不承認的，我認為也沒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認。但他承認了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不以人民利益為第一，而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了。其實，個人而成了主義，這也就很可觀了。個人野心，他覺得不好承認，實際上內戰時期及抗戰時期兩次錯誤路線的總司令是他，雖然他並沒有總書記、總司令的稱號，名稱只是什麼委員等等，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實質是他企圖按照他的面貌來改造黨，這在內戰時期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形態，在抗戰時期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形態。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別的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有這種思想，王明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8]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抗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總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單人獨槍擔當的。立三路線的總司令是李立三[9]，而不是向忠發[10]，雖然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王稼祥、洛甫[11]在遵義會議就已覺悟了，六中全會後博古等也覺悟了，經過整風和路線學習，這些同志更覺悟了，而王明仍未覺悟。七大時，王明寫過聲明書，但兩個月後他說那是被迫寫的，想不承認。直到這次發言，他還未覺悟。他昨天發言的後半段說了些老實話，我們歡迎他這一點進步，看他以後怎樣做。
黨內曾經有些人想按照他們的口味來改造黨，但沒有達到目的；可是，要是他們達到了目的，那就壞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對黨內「左」、「中」、「右」一齊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線)打「中」派(反周恩來、翟秋白[12]的「調和路線」[13])，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許多人講篡黨、篡軍、篡政，是確有其事的，是從四中全會開始的，不是從五中全會[14]開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產國際，到他從蘇聯回國，到六中全會[15]。六中全會，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縮小了。兩個欽差大臣，一個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來傳達了所謂「國際路線」；一個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也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