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賞析
東晉以來,玄風大熾,一般文士都喜歡在詩文中說理。然而,他們的作品大多「平典似道德論」,頗遭後人訾議。唯有陶淵明卻因其詩理趣盎然,情味深雋,大得後人推崇。同樣是以詩說理,何以後世褒貶如此不同?其根本原因在於陶淵明與東晉士大夫們所追求的「理」各自不同,表達「理」的方式也各異。東晉士族文人言空蹈虛,侈談玄理,以此為精神寄託,擷取老莊陳言為篇,理贅於辭,自然不免「淡乎寡味」之譏。而陶淵明在經歷了幾仕幾隱的痛苦摸索之後,終於毅然歸隱田園,他在躬耕實踐中找到了人生的歸宿,在自然淳樸的田園生活中領悟了人生的真諦,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儘管他也接受了老莊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然之理」是與儉樸而充實的田園生活緊密聯繫的,他所追求的「自然之理」,包蘊在淳樸篤實的田園生活中。情,曠而不虛;理,高而不玄——這正是上面所錄《飲酒》詩第十四首的一個顯著特點。
先說詩中的情。陶淵明在寧靜的鄉居生活中,或與鄰人「披草共來往」、「但道桑麻長」;或「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或「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這一回,他邀請友人松下坐飲,而「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這兩句開門見山點出「飲酒」的情由。這個「賞」字用得精當。詩人招飲,其情自然不俗;故人「賞」此趣,其情亦雅。這個「賞」字精鍊地寫出了賓主相得之情。而各自「挈壺」赴會,既見出鄉間獨有的古樸風情,又使人意會到來者都是一些淳厚質樸的人。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故人「挈壺相與至」,正是深知陶淵明的境況和性情啊!這兩句雖不言情,而情意自出。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這四句寫松下飲酒的情景。沒有几案可憑,那有什麼關係?鋪荊於地,賓主圍坐,格外親切。沒有絲竹相伴,這也無甚要緊。聽那風吹松葉,不是更有清趣?圍坐的是「故人」,面對的是清景,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陶醉!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所以「數斟已復醉」。既醉之後,更是隨意言笑,舉觴相酬,歡然自得。如同詩人筆下所寫的「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一樣,在這幅松下坐飲的畫面中也洋溢著一股濃郁的情意。此情與世俗的利害無涉,故言其「曠」;此情又來自詩人淳樸的生活感受,故言其「不虛」。
再說詩中的理。陶淵明把寧靜的鄉村當作返樸歸真的樂土,把「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當作自然之理來信奉,在「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的生活中領略著任真自然的樂趣。在他的心目中,鄉間幽靜的景物、淳厚的民情和古樸的鄉俗,無一不含蘊著與虛偽奸詐相對立的哲理。就像他曾在「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景緻中體會到「此中有真意」一樣,他也在松下坐飲、言笑自適的情景中悟出自然之理。這六句詩雖不明言理,但理趣融於「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父老雜亂言」等意象之中,且流於筆墨之外。
在詩的後半部中,詩人以警雋之言將他的感受進一步哲理化:「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覺」二字承接「數斟已復醉」而來。在醉意朦朧之中,自我意識消失了,外物更不縈於胸中,詩人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這裡雖然表達的是一種玄理,然而它與「飲酒」、「復醉」的主觀感受相結合,所以並不顯得突兀或生硬,反而使人在咀嚼哲理的同時,彷彿看到醉態可掬的詩人形象。「悠悠」者,指一般趨名逐利之徒。這兩句詩,一句指他人,一句言自身,筆法簡練靈活。詩人說:那些人迷戀於虛榮名利,而我則知「酒中有深味」!這個結尾可謂意味深長。魏晉以來,名士崇尚自然,而且大多嗜酒如命。在他們看來,「酒正自引人著勝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世說新語·任誕》)。所謂「勝地」、「形神相親」,便是他們所追求的與自然之道相冥合的境界。飲酒,則是達到這一境界的一種手段。酒之「深味」,便在於此。因此,陶淵明在這裡實際上是說自己在詩酒相伴的生活中、在與「故人」共醉的樂事中悟得了自然之理,而此中的「深味」是奔趨於名利之場的人難以體會的。
從松下坐飲這一悠然自適的情景中引出物我兩忘的境界,進而點出最高的玄理——酒中之「深味」,通篇理趣盎然,警策動人,餘味雋永。此理超然物外,故言其「高」;此理又包蘊著真實的體驗,質樸明快,故言其「不玄」。——情曠而不虛,理高而不玄,以情化理,理入於情,非大手筆不能如此。後世學步者雖多,終不能達到陶詩從容自然的至境。
這首詩以飲酒發端,以酒之「深味」收尾,中間貫穿著飲酒樂趣,敘事言情說理,都圍繞著「飲酒」二字,章法與詩意相得益彰,思健功圓,渾然成篇。
作者:韋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