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今天講一講敵我形勢、統一戰線、英美蘇關係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敵我形勢。關於國際形勢，蘇聯的日丹諾夫、莫洛托夫[2]等已經說過了，比我們說得更全面。我現在著重講一下國內形勢。國內形勢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方面，國民黨區域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被孤立起來，廣大人民群眾站到了我們方面。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過去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解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比較孤立。進入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後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軍事方面，蔣介石已經轉入防禦，我們轉入進攻。以前，我們把轉到外線作戰稱為反攻，不完全妥當，以後都要叫進攻[3]。在經濟方面，蔣介石的情況到今年已經很嚴重了。我們現在也困難，特別是山東、陝北兩處，但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我們搞了土地改革，而蔣介石沒有搞；另外我們的主力打出去以後，又減輕了解放區的負擔。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已經走上了軌道。土地法大綱[4]的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間派曾勸我們發公債購買地主的土地，現在我們搞平分土地，他們也贊成了。土地會議[5]以前特別是以後，各解放區的土改和整黨都普遍動起來了。晉冀魯豫和東北在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東北在短期內建立了很大的軍隊，主要是得力於土地改革。山東和西北的土地問題最嚴重。晉綏地區工作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可能有一些缺點和錯誤。賀龍、習仲勛[6]主持的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有必要。近來《晉綏日報》、《戰鬥報》和《邊區群眾報》[7]都辦得很吸引人看了，這就是工作方向正確的一個表現。
從現在起到明年一年內，國內形勢還會有很大的變化，有利於我們的變化。中國革命已經進入高潮，將來還會更加高漲。以前我們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動來配合，現在看來這是很難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軍佔領上海[8]那樣的裡應外合。城市群眾運動在蔣介石發布「總動員令」[9]後並沒有低落，學生中的地主、富農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後並不是造我們的反，而是造蔣介石的反，現在三青團[10]完全灰溜溜了。在戰爭期間，革命高潮主要表現為軍事的勝利，這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是如此。戰爭仍是長期的，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這樣強大的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美國直接出兵幫蔣介石打內戰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美國人只是怕蘇聯也出兵，否則對我們來個不宣而戰他們是不在乎的。戰爭的時間還要準備四五年，也可能還要長一些。戰爭需要不斷地進行，不讓蔣介石得到休息、整訓和補充的時間，但這一點不能說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間斷，例如蔣介石下台，推出別人出面講和，那時的和戰問題就要根據大城市和南方的群眾覺悟程度來決定。所以我們要爭取戰爭不間斷地進行下去，現在就要著手做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確的政策，依靠群眾，來爭取戰爭的勝利。
第二個問題，統一戰線。我們的原則是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本來是不孤立的，後來因陳獨秀[11]右傾而孤立了，脫離了群眾，脫離了農民，脫離了軍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左」，先是表現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後來在城市簡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農村。到了農村，他們又有軍事鬥爭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方面的「左」。他們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結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戰時期我們孤立了蔣介石(如果在抗戰勝利以後再孤立他就來不及了)，我們對他採取的是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堅決同蔣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鬥爭，這是反右，但如果只鬥爭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而改為減租減息，不實行「三三制」[12]等政策，群眾就不能理解我們。黨在抗戰時期實行這些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過去我們吸收一些開明紳士參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將來佔領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後也還是需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所規定的對蔣方人員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劃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敗。現在反右，第一是反對對敵人估計過高，不敢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害怕美國。美國在中國搞得這樣久，現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實它並不可怕。劉鄧等三路大軍出兵國民黨區域[14]，一個月就解決了棉衣問題，這證明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對對中間派的認識模糊不清，對他們的動搖性估計不足。對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擊同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者曾混淆了這兩點。現在，我們在對待中間派的問題上是既須反右又須反「左」。第三，在土改、整黨工作中反對右的傾向，是反對一些幹部對消滅封建階級、驅除黨內壞分子的鬥爭立場動搖，軟弱無力。當然也要反對「左」的傾向，內戰時期更容易犯「左」的錯誤。消滅封建階級的鬥爭，同對美蔣的鬥爭一樣，要求我們在全局問題上要大膽，在具體鬥爭上要謹慎。然而我們有些同志卻相反，重視抽象之敵，小視具體之敵。在土地問題上反「左」主要是反對對中農的冒險政策，哪怕只發生一戶中農被錯當作地主來整，我們也必須十分注意糾正。在農村中按戶數計算，地主、富農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中農、貧農、僱農合佔百分之九十，這個陣線不能混亂，許多同志對此沒有確定的觀念。對地主、富農也要有些區別，《土地法大綱》已有規定，農民也會加以區別。對他們，在消滅封建剝削和平分土地問題上是沒有區別的，但在處置財產問題上有區別(個別惡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絕對平均。由於當地地主、富農太少就要同中農扯平，這也是不對的。對同中農有關係的事一定要徵求中農的同意。在土地問題上一定要把中農問題處理好，在城市問題上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問題處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片面強調工人利益是錯誤的。在工廠勞資雙方可以共同訂生產計畫，在商店可以共同訂營業計畫。勞資兩利，公私兩利，這就不「左」不右。對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錯誤，延安審干就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在國民黨區域，民主同盟等團體的反蔣鬥爭，對我們是有很大作用的，馮玉祥在美國反蔣[15]，對我們也是有利的。「其他愛國分子」，是指開明紳士，例如地主階級中的李鼎銘、劉少白[16]等人，他們同我們共過患難，在絲毫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對這些人分別情形加以照顧是必要的，個別人物還可以留在我們高級政府內。現在，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關於殺不殺反動分子的問題，不可不殺，不可多殺，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反「左」反右。一個不殺，群眾不贊成；不可多殺，也是從群眾著想，不是從少數人著想。只要是不積極破壞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殺，把他們當作勞動力保留下來。對於外國人，像華萊士[17]之類的，我們還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這一點上要作修改[18]。華萊士主張反對戰爭、聯合蘇聯，同美國大資產階級的聯繫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資產階級，而且依靠工人。關於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同被領導者的關係問題，共產黨要實現領導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率領被領導者堅決同敵人作鬥爭，第二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不公開講容易模糊黨員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壞處多於好處。
第三個問題，英、美同蘇聯的關係[19]。有兩種提法，一種是他們之間或者妥協或者破裂，一種是在若干問題(包括某些重大問題)上早一點妥協或者遲一點妥協。我看正確的應該是第二種提法，而不是第一種提法。世界上的反動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的危險是充分存在著，但戰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謂妥協當然不是在一切問題上的妥協，這是不可能的。美、蘇遲早要妥協。將來，美國還要和蘇聯大做生意，這就需要進行妥協。這種妥協是民主的妥協，而不是機會主義的妥協。蘇聯是個大國，它的妥協可能會對中國、法國、義大利等國人民的鬥爭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絕不是大國之間妥協了，其他各國人民也都要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