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夏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
作者：萬文武
一九三四年夏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
這首詞作者曾自註：「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而詞卻寫得如此生氣勃勃，鬥志昂揚，是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但毛澤東在這裡所表現的革命浪漫主義，不是後來被人歪曲成的故作豪放的假大空話，而是出於對自己「戰士」的真切理解，是基於實踐基礎之上的科學展望。它是浪漫的，但在更深層次上又是真實的。詩人妙就妙在以廣大下層指戰員的支持來作為自己全詞的結束，便無須個人「怨以怒」，甚至也不見他說的「鬱悶」，只有無限開闊的鬱鬱蔥蔥之嚮往，而給詞以有餘不盡之韻味。
我們知道蔣介石在1930年至1934年這5年內，對中央蘇區進行了五次「圍剿」。紅軍第一方面軍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由於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都取得了令敵人驚恐的輝煌勝利。第四次反「圍剿」時，雖然中共臨時中央已到達中央蘇區，執行一套「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排擠了毛澤東對於紅軍的領導，但是他們這一套在當時還沒有來得及全面貫徹到紅軍中去，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在紅軍中又有較深刻的影響，所以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這次反「圍剿」也仍然取得了勝利。只有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已在紅軍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全盤否定了毛澤東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而代之以從蘇聯硬搬來的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採取全線抵禦的軍事戰略，強調「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陣地戰、堡壘戰，這次不僅沒有打破蔣介石的「圍剿」，反而如毛澤東後來譏笑的「反對流動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顯然，當時「大國家」是插手了中共中央事務的，這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莫斯科還來電指揮中國共產黨從瑞金出發，「在離蒙古近的什麼地方尋找個安全地帶」可以看出。倒是在中央蘇區南線會昌擔任掩護的紅二十二師，因接受了當時在南線指導工作的毛澤東的意見，改用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的打法，則取得了可喜的勝利。這闋詞就是針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特別是他們背後的「大國家的統治者」而發的。
不錯，這裡的「君」，一說是毛澤東指自己的。1964年翻譯毛澤東詩詞的英譯者曾問毛澤東，「君」指誰？毛澤東說是他自己天不亮就上山，山很高。但我以為毛澤東在這裡只是解釋他寫此詞時的背景。按照現代結構主義的理論，最多也只能說他以此意構成藝術成品。若將這兩句直譯為，「天快亮了，我一早上山，山上已有戰士在訓練」。實則實矣，只是於詞則索然寡味！是以縱令如此，也還有待於上升為美學客體。當代現象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諾曼·英加頓認為：作品是一種純粹的意圖客體，然而它並不完全依賴主體而存在；相反，它是一種本體受外界支配的構成。這就是說，作品源於作者的意圖，但它在兩種受外界支配的領域內也有繼續存在的基礎：一種是在作者語句中現實化了的理想概念或表現內容，另一種是構成本文的真正的文字元號。（參閱諾曼·英加頓《文學藝術作品》）從真正的文字元號說，「君」在《中華大字典》中有二十三種解釋，夠多的了，但卻沒有一種是作「我」解釋的。作為互證，就以作者用字的習慣而論，毛澤東在自己的有限詩詞中，六處用到「君」字，也不少了，同樣沒有一處是指自己的。再從表現內容或實現化了的理想概念看，這已如上述，南線作戰，分明表現了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而事實上又證明了毛澤東所堅持的路線是正確的。然而，正確的卻受到了壓制，在這種心境或者說隱意識的作用下，這個「君」字恰如他在1965年秋寫的《念奴嬌·鳥兒問答》中那個「君」字，便具備了對國際機會主義者的蔑視那樣的韻味。它看似尊重對方，細味起來實含諷刺。這就是它自身顯示出來的美學客體。赫士在《詮釋的目的》一書中說過：「作品不過是提供意義的一個引線，而詮釋者才是意義的創造者。」
是的，中央蘇區南線作戰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勝利是小的，但毛澤東正是從這兩條戰線的鮮明對比中，看清了什麼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正確路線，「風景這邊獨好」，這意義就是偉大的了。詩人在這裡充滿了自信的叫「好」聲，不止是在歌頌他的路線的勝利，而且是在為中國的革命氣節而驕傲。
「人未老」很有點自負的味道。《禮記》：「七十曰老。」毛澤東寫這首詞時，正值41歲的壯年，這個「人」自然不是指他自己。其實就連這個「老」也不是實用語的本義，而是延伸作「無用」解。毛澤東在這裡是暗用了廉頗的典故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的關於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談話的印象說：「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迹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事實上，毛澤東在這裡是把南北兩條戰線作為對立面來寫的，這「人」至少是代表了南方戰線。他的這個自負，正是對「君」而言的：我們並非沒有用，用不著你來指手畫腳。這個問題，毛澤東在此後兩年所總結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得夠清楚的了。不過那是理性的論述，而這是「詞」而已。所以他接著下了斷語說：「風景」還是「這邊獨好」。「風景」也不是指自然風光，而是他當時親自指導下已取得勝利的「南方戰線」。
詞的劈頭第一句「東方欲曉」，很見氣勢。根據毛澤東的理論，「詩要用形象思維」，所以這裡的「東方」並非實指方位，而是借代位處東方的中國。「欲」，希望。「曉」，天亮。希望天亮，意即中國要想革命勝利，下面的話沒有在字面上表達出來，卻因一「欲」字導向了採用什麼方法。然而此時「左」傾冒險主義者所採用的卻是先搬蘇聯的革命經驗，且以老大自居，排斥了毛澤東所創導的中國革命路線，所以毛澤東譏諷他們：「莫道君行早。」
南宋文天祥在《集杜詩·自序》中說：「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那麼，我以為毛澤東詩詞，就更足以稱之為史的了。這是因為杜甫的詩，還只不過是以第三者的旁觀身份「紀載」客觀的史料而已；而毛澤東詩詞則是以歷史締造者的身份，直發胸臆，所以它更是歷史心態的凸顯，於史豈非更為直接。所不同的是，一般詩人正如《樂記》所言，情隨政轉，遇治世，其音則安以樂；遇亂世，其音則怨以怒。而毛澤東則正因為他於「世」不是第三者記錄的身份，而是直接締造者，所以亂世於他，反更足以激起創世的豪情。這就形成了他為人們所不可企及的氣勢磅礴的革命浪漫主義。這固然是出於他個人的文學涵養對於中國古典詩詞的發展，但也源於他作為一個時代必然的領袖人物的胸襟。《清平樂·會昌》便是這樣典型的樂章。
這首詞，如果說上闋主要是抒情，那麼下闋則主要是寫景。具體說，都是寫的紅二十二師在南線作戰勝利的情景。「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這是南方戰線的藍圖，作為歷史的回味。「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這更多的是對未來的展望。毛澤東之詞，之所以不走婉約一派，是因為他的詞也仍然是用來言志的，且一直都是用來表述革命之大志，因此在這裡雖僅嘗一臠，亦足以知一鑊之味。這裡會昌城外的「高峰」，直接東溟的「顛連」山勢，戰士喜指的「南粵」，所有「鬱鬱蔥蔥」之處，都莫不是上闋「青山」亦即毛澤東整個游擊戰略的寫照，亦莫不是他開創新局面的「風景」的具體化。在毛澤東胸中，它是整個中國戰場，豈止是「南方戰線」而已。「戰士指看南粵」，具體的我們可以讀作這就是毛澤東已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突圍之地。其實作為意象的載體，它比字面上的意義要大得多，它是具有戰略性的、路線性的，而決不只是地域性的。下闋的「指看」與上闋的「好」遙相呼應。如果「好」作為一種戰略的肯定，那麼「戰士指看」的欣喜之情，則表達了下層指戰員們的由衷擁護。事實上，在整個中國革命戰爭中，沒有戰士的同心同德，要想取得解放全中國這麼巨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莫道」二字，是徹底否定之意。不要以為你成功得早，其實在這裡完全沒有用，這裡是中國。所以詩人在否定了「君行早」的「左」傾冒險主義後，便緊接著相對地提出了自己的、此時經過了會昌實踐的對比檢驗、證實完全行之有效的方案：「踏遍青山。」「踏遍青山」就是毛澤東當時指導紅二十二師的游擊戰：「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小股敵人。敵人做一路來，我們不打他的頭，也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