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早年為秦朝亭長，後響應陳勝、吳廣起義，勢力逐漸壯大。又經歷了長達五年的楚漢戰爭，垓下一戰，擊敗項羽。同年，即皇帝位。《史記》載其《大風歌》、《鴻鵠歌》二首。劉邦的詩作雄豪質樸，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譽《大風歌》為「冠絕千古」之作。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賞析
這首歌最早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其寫作背景是這樣的：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這裡說的「十二年」，即劉邦入關、立為漢王以後的第十二年，打敗項羽，即皇帝位之後的第七年，公元前一九五年。這時候，他擊敗了淮南王黥布的叛軍，命別將追殺，自己則便道回鄉，召父老兄弟歡聚。酒酣之時，一面擊築（一種弦樂器）伴奏，一面唱出了這首歌，又挑選出一百二十個青年人合唱。他情感激動，「乃起舞，慷慨傷懷……」。這一切，對於了解他當時的心態，從而領會這首歌的內涵，是很有幫助的。
這首歌，後人的評價很高。例如朱熹在《楚辭後語》里便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然而具體解釋起來，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蕭統把這首歌編入《文選·雜歌》，李善注云：「風起雲飛，以喻群凶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而李周翰的注卻與李善注恰恰相反。他說：「風喻己，雲喻亂也。己平亂還故鄉，故思與賢才共守之。」日本渡邊昭氏所藏《文選集注》引陸善經的解釋既與李善不同，又與李周翰有異：
風起，喻初越（「越」，是「起」字之誤）事時；雲飛揚，喻從臣；守四方，思鎮安之也。
可以看出，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於第一句。李善認為「大風起兮」比喻秦末群凶並起，「雲飛揚」比喻因群凶並起而引起的天下大亂。總之，這裡面不包括劉邦本人，而是劉邦加「威」的對象。李周翰則認為：「大風起兮」的「風」是劉邦自喻，「雲飛揚」的「雲」指天下大亂。陸善經對「風」的理解與李周翰一致，認為「大風起兮」是比喻劉邦初起事；對「雲飛揚」的理解，則與李善、李周翰都不同，認為那也指劉邦方面，是比喻「從臣」的。
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漢高祖的〈大風歌〉》（見章培恆等譯《中國詩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里引了我國古書中關於「大風」的幾個例句，說明「大風」是貶義詞，劉邦不可能用來比喻自己；又說「『雲』是一個容易與『亂』聯繫起來的意象」，劉邦當然也不願意用來比「從臣」。因此，他斷言「李周翰及陸善經之說最為拙劣」。他以李善的解釋為基礎而加以發揮，認為第一句所表現的是「天意的無常」、「天意的支配」。「可怕地降臨的暴風是不可知不可抗的天意無常的產物」。因此，他認為「這是一首感慨於環境突然變得幸福了的歌，所以反過來也就會憂慮幸福的喪失」。
另一位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則認為第一句所寫的大風驟起、浮雲蔽空的形象已經暗示了劉邦的不安，而在那行蹤不定的浮雲里，又寄託了對自己或兒子將來命運的憂慮。因而他認為這首歌是「感傷文學的起源。」
我們細讀這首歌，總會感到把第一句作李善、吉川、小川那樣的解釋，實在不很妥貼，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樣的解釋，就與第二句缺乏順理成章的聯繫。而在事實上，它們的聯繫卻十分緊密。第二句「威加海內」緊承第一句而來，而第一句的「大風起」正是渲染一種足以掃蕩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李周翰和陸善經對於「大風起」的解釋就不算錯。既以「大風起」比喻自己起事後的威力、威勢，則李周翰把「雲」解釋為被掃蕩的對象，也是合情合理的。問題只在於把「飛揚」解釋為「散亡」，缺乏訓詁學上的根據。而陸善經的解釋，卻是有訓詁學上的根據的。
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風」是貶義詞的用例，只注意到「雲」可與「亂」聯繫，而沒有考慮其它。《易·乾》以「雲從龍，風從虎」說明同類相感，後世因而常以「風雲」比喻遭際遇合。《後漢書·耿純傳》：「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常袞《授李抱玉開府制》：「風雲所感，挺此人傑，文武相濟，弼於朕躬。」《大風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興手法描繪渲染了劉邦及其「從臣」乘時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氣勢，因而第二句繼之以「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大風起兮雲飛揚」一句兼用比興手法，既渲染氣勢，又具有明顯的比擬象徵作用。至於「風」與「雲」各比擬象徵什麼，原不必細加區分。如果硬要區分的話，那麼「雲飛揚」從屬於「大風起」，「風」是主，「雲」是從。所以李周翰認為「風喻已」，陸善經認為「雲喻從臣」，都是說得通的。
劉邦（前256—前195），字季，沛縣（今屬江蘇）豐邑人，漢代開國皇帝。史載：劉邦美須髯，性明達，好謀，能聽。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在位八年，病卒。葬長陵。廟號太祖，稱高皇帝，史稱漢高祖。
時帝春秋高，韓、彭已誅，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
從章法上看，第一句「大風起兮雲飛揚」乃是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積氣勢、渲染氣氛。它所展現的，不正是一種所向無敵的「威」勢、「威」力嗎？而這種風起雲揚的威勢、威力既然比擬、象徵著君臣遇合，乘時崛起，那麼這種「威」勢、「威」力之所以能夠加于海內，當然包含著「從臣」的功勞。劉邦在唱出這首歌的一、二兩句時是估計到這一點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從臣」都健在，都忠於他，豈不是用不著發愁沒有猛士守四方嗎？可是擺在他眼前的事實又是什麼呢？幫他打天下的功臣諸如韓信、彭越等人都已經被他誅殺了；在破項羽於垓下的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的黥布，因韓、彭被誅而懼禍及己，舉兵反叛；劉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後瘡口惡化致死），他是帶著嚴重瘡傷回到故鄉的；這時候，他已經六十二歲，太子（後來的惠帝）懦弱無能，黥布之叛尚未徹底平定，而從呂后所說的「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來看，想反叛的還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難理解這首起勢雄壯的《大風歌》為什麼卻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嘆收尾，就不難理解他在唱這首歌的時候為什麼「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沈德潛《古詩源》評此歌云：
劉邦對誅殺功臣是否真有「悔心」，這很難說；但沈德潛所分析的形勢無疑乃是劉邦所意識、所焦慮的。以「從臣」如「雲」而「威加海內」的劉邦最終以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嘆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對誅殺功臣有無「悔心」，終歸是可悲的。當然，有「悔心」要好得多；如果像呂后那樣劉邦一死便擔心諸將謀反而密謀全部族滅，認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酈將軍的分析是正確的：如果盡誅諸將，則「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史記·高祖本紀》）幸而這番議論受到重視而採取了「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不安」。
《文中子·周公篇》云：「《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猶存。」宋阮逸解釋道：「『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戰備，心在雜霸也。」鍾惺在《古詩歸》中評此歌，卻針鋒相對地說：「妙在雜霸習氣一毫不諱，便是真帝王、真英雄。」很顯然，王通和鍾惺只在對於「雜霸」的評價上有分歧；而從「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觀點出發，認為《大風歌》「安不忘危」、「不忘武備」，則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在前面所分析，《大風歌》表現了劉邦的「不安」；「安不忘危」云云，其實不曾搔著癢處。吉川幸次郎看出了「這首歌里有不安」，卻不從現實方面、人事方面探究產生「不安」心理的主要根源，而把這種「不安」完全歸因於「認識到自己的成功是由於天意的無常，也就會擔心，無常的天意會向其它方向轉移」，也未必是十分中肯的。
作者：霍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