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幹部與新幹部，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其實質就是一個同農民的關係問題，現在如此，將來還要加上一個同城市人民的關係問題。我們三番五次地講這個問題，遠的不說，就講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提出的宗派主義傾向，就包括了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這些問題在內。這兩個問題是帶歷史性質、普遍性質的問，題，是歷史的、普遍的問題，不是暫時的、個別的問題。了解這一點，我們就明白這個問題是從農業地區革命鬥爭中提出來的，因為我們長期活動在農業地區，因此是農業地區的長期的、普遍的問題，或者是歷史的、普遍的問題。為什麼是歷史的問題呢?同志們想一想，內戰時期蘇區為什麼垮台，路線問題當然是一個原因，但與這個問題也有關係的，就是對於當地人民總是不信任，外來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蘇區垮台了。白區工作也是這樣，「欽差大臣」一到哪個區域，那裡的工作就跟著垮台。這個痛苦大不大?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紅軍和蘇區光了一大塊，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質量更好，質量提高了。
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問題，如果說在內戰時期是有一個路線問題，那末在抗戰時期總沒有一個路線問題了吧，可是這個問題還是發生。華中、華北我沒有去過，在邊區我就親自見過，我也親手做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搞得不好。這個問題得出的教訓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來講一下。一九三六年從窗戶吹了一點風進來，有同志說:邊區的人民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檢查一下，原來我們搞錯了，先是對待紅二十六軍，後頭是對待紅二十七軍。中央派到各縣的人自稱英雄，說什麼我是二萬五千里，你是什麼?你是土包子，吃不開，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滿。關於知識分子，我也講一個例子。去年春節，楊家嶺的秧歌隊到安塞演出，正趕上安塞的勞動英雄開會，我們楊家嶺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勞動英雄一起扭秧歌，這說明關係好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了。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們!躲飛機這是要命的事，還分得這樣清，不走一條路，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軍隊裡面也是一樣，總是說地方對不起軍隊提起這些事來，他們可以說出幾十條。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服，但是很難說服，這個問題要怪我們自己，因為沒有系統地分析和系統地解決問題。系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系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幹會議[22]我們系統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就說服了同志們。高幹會議以前，我們沒有系統地說清楚這個問題，沒有說服同志們，這個責任在我們。經濟問題也是一樣，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幹會議才系統地說明了。
現在高幹會議已開過兩年多了，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軍民關係是不是徹底好了呢?我看還沒有。在座的有許多是邊區的軍隊同志與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做這樣的結論是有害的。說有很大的進步，這個結論是對的，但是還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還需要一年到兩年的努力才能解決。華北、華中、華南的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與地方的黨和政府的關係，與地方幹部的關係，也至少需要兩三年的努力，並且要抓得很緊，才能解決。稍一抓得不緊就容易動搖，因為我們軍隊的同志兩隻耳朵經常聽到的是地方對不起軍隊、老百姓對不起軍隊這些話。對這個問題，也要有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解決。在軍隊裡頭，有軍事工作人員，有政治工作人員，有老幹部，有新幹部，有外來的，有本地的，都有一個同地方、同老百姓的關係問題。所以，軍隊的負責同志要下決心，首先是軍分區的和軍區的負責同志、團長以上各級負責同志要下決心，要看清楚這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將來要有幾百萬軍隊，我們能否勝利就看我們能否團結中國的三萬萬六千萬農民，實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容易經常動搖的，決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們就要堅持這個原則，經常說服我們的同志，一次說服不了，二次再說，要經常講。要告訴大家應當怎樣去做，多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有許多事的確是地方也有不對的，如果不講這一條，軍隊也不服氣。但是，問題解決首先從哪裡做起?首先應該從軍隊做起。軍隊又從哪裡做起?首先從軍區、軍分區的主要負責人做起。要有堅定的原則，要多聽地方同志的意見，因為地方同志的話你們很難聽得到，他們也難得有機會講。我就有這個經驗，許多話就是從閑話中聽到的。例如，說什麼陝北人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為什麼陝北紅軍不編一個師?說什麼張國燾[23]學問好，毛澤東學問不好。說什麼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這些都是閑話，對這些話我怎麼看呢?為什麼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徵收二十萬石，還要運公鹽六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因為我也主張徵收二十萬石公糧，主張去運鹽。當時不運鹽也不行，但是運得久了就不好。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減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為什麼說張國燾的學問比我好呢?就是因為批判張國燾路線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歲娃娃當指導員，把什麼都說成是張國燾路線，拿老百姓一個雞蛋也是張國燾路線。三八五旅的旅部打電報給留守兵團司令部反映這些情況。我說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張國燾路線了。那個張國燾路線好不好呢?我說當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們從另一方面想，張國燾沒有整他們的張國燾路線，毛澤東就整了他們的張國燾路線，所以張國燾的學問就好，毛澤東的學問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認了這一條呢?我承認了這一條，必須要承認這一條。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說我的學問比張國燾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這些原因，要解決問題。
我們軍隊的同志，老幹部是主要的骨幹，這裡強調「主要的」三個字。在將來，再過二三年，抗戰初期入黨的幹部，有些就要參加到骨幹中來了。現在有許多力量是抗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抗戰以後的幹部領導的，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幹還是老幹部。現在北伐時期的幹部不到一千人，內戰時期的幹部不到兩萬人，時間越長老幹部就越少，新幹部就越多，這是自然規律，後面的要接上來。軍隊是關係中國革命存亡的問題，我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里已經講到了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這個問題上老幹部即抗戰以前的幹部擔負著重要的責任，六中全會[24]時我就講過，老幹部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這個估價是很高的，這個估價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見，也是全黨的估價。老布爾什維克是領導的骨幹，嚴格地說，我講是重要的領導骨幹。
所謂軍隊與地方的關係，就是我們的軍隊與農民的關係。忽略了這一點是不行的，就要犯錯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個原則，處理好這個問題。我們的軍隊每到一處地方，不管那個地方的老百姓對我們如何，地方黨對我們怎麼樣，我們對他們都要採取幫助的態度，他們有缺點錯誤我們要採取原諒的態度。對於我們自己的隊伍，我們每一個軍分區、每一個軍區應該採取更嚴肅的態度。對自己要嚴格一些，這樣才是對的，應該如此，也必須如此，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現在我們的很多部門、很多機關，距離我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我們要承認這一點。我們是不是人民的軍隊呢?是，而且早已經是人民的軍隊了，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還需要加倍努力。
我們的軍民關係，軍隊與地方的關係，首先是我們軍隊的負責同志應該說明這個問題。沒有系統的說明，下面的幹部戰士就不信服，他覺得你說的總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講清楚這一條。少奇同志、總司令[25]已經講了，要學會善於當骨幹，就是說要善於當先生，要學會教授方法，這個教授方法要經常講。要經常存一個心，就是總怕對不起地方，如果我們出了錯誤，就允許地方同志批評我們，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我不怪說這個話的人，而怪我們自己征了二十萬石公糧，因此我們是有責任的。於是，我們就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只有從這方面才能解決問題，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會打死我了。整風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實味[26]寫的。為什麼出了這篇東西呢?就是因為我們缺少吃的東西，營養不夠打瞌睡，缺少維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資本。現在就沒有《野百合花》了，不單是因為經過整風，而且因為物質條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崗[27]同志談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要答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要從物質上來答覆，用發展經濟、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