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1]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斯坦因:你們是否有可能改變「共產黨」這個名稱?
毛澤東:各國共產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產黨必須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區分開來，因為後者是這個思想體系的最終目標。
特別是在中國，我們必須嚴格地將觀察、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共產主義方法，同我們實際採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加以區別。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實現新民主主義政策是我們的近期目標。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而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我們就不能將共產主義哲學正確地運用於中國的實際。
我們目前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在任何條件下都將必須繼續實行，而且還要實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因為中國現存的具體條件要求我們這樣做。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目前中國需要做三件事:(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獲得一切現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選方式選舉中央及地方政府，這些在我們管轄的區域內都已經實現了；(三)解決土地問題，使具有某種進步性的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得到發展，並通過引進現代生產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這些就是目前中國革命的任務。在這些任務完成之前談論實現社會主義，只能是空談。這就是一九四○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告訴我們黨員的觀點。那時我就說過，我們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民主革命階段，決不是短暫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中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比起你們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很可能要晚相當長的時間。
斯:你所考慮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毛:新民主主義的主要經濟特徵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現在抗日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的時期，也是如此。因為中國的農民是主要的被剝削者，他們不僅受中國反動派的剝削，在敵占區還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正是由於在我們作戰的區域實行了新民主主義，我們才從一開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軍隊，因為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改革符合農民大眾的利益，而農民大眾構成了我們作戰力量的基礎。
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其他地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農民被土地束縛著，沒有自由，彼此很少往來，過著愚昧落後的生活。這種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
因此，工業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但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沒有一場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西方國家許多年前的發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我國到一九三七年為止的國內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質與西方一些先進國家過去所進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掃除了封建障礙，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斯: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你們在內戰時所採取的從地主那裡沒收土地分給農民的激進政策是否還將實行?
毛:在內戰時期我們沒有理由阻止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因為地主階級不僅壓迫他們，而且在實際上領導著反對農民的鬥爭。我們的黨只是滿足了農民在這個問題上的意願，把他們的要求變成口號，並作為政策來實行。根據中國的條件，這種沒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項正確的政策。農村廣大群眾的基本要求始終集中在對土地所有權的渴求上。已故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認識到了這一點，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是他解決民生問題綱領中的要點之一。
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階段，情況當然有所不同。民族戰爭可以說服農民群眾不沒收地主的土地，因為群眾也認識到，當地主也願意抵抗外敵的時候，沒收土地的政策可能會驅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後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來重新奪走土地。
於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農民很快就了解到我們用減租的新政策代替過去沒收土地的做法，具有兩大好處:一是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鄉村參加抗日。實行有利於佃農的普遍減租以及我們保證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農和地主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從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們區域內簡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產黨對土地政策的改變，在當時是如何決定的?
毛:這是我們黨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個典型例子。從沒收土地到普遍減租和向地主交租這一根本性的政策轉變，最初是由黨的下級組織的同志建議的，我們黨中央採納了他們的建議，因為很明顯這一建議是符合群眾的願望的。我們對這些要求進行了研究，根據這些要求制定政策，並普遍加以實施。
假如整個中國在一切黨派合作的基礎上，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那就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我們的減租政策。儘管它還比不上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這是土地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法)，但它實際上仍然是一次偉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來，就可能把現在處於封建剝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轉移給耕種者。
實行一切土地逐步轉移給耕種者的方法，將會鼓勵地主的資本投向工業，同時還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於地主、佃農，有利於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財政經濟政策及其實施辦法。
但是，這樣的解決方法取決於真正的國內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實現。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將來全部地沒收地主土地並分給佃農的必要性，因為如果戰後國民黨堅持進攻我們的話就可能再次爆發內戰。
但是，不管將來國內是和平還是內戰，我們寧願不實行沒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繼續實行目前的減租和交租的政策，因為總的說來這將減少前進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礙。
我想提醒你一下，一九三○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曾經頒布了一個土地法，規定地租的最高限額為佃農主要作物收穫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對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實證明，國民黨不能夠、也不願意將土地法付諸實施，這項法律從未實行過。因此，事實證明，只有共產黨能夠真正實現土地改革，即使它採取的僅是減租的方式。
斯:中國共產黨在戰後對中國工商資本採取何種態度?
毛:我們堅信，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後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展工業。在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商業關係方面，我們要以同一切國家進行自由平等貿易的政策，來代替日本把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政策。在國內，我們要以在解放區已經實行的促進人民生產力發展、提高購買力、儘快為現代工業穩定發展創造先決條件的政策，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從而阻礙國內工業發展的政策。
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設想，實現工業化有三種方式，就中國的一般條件來說，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凡是能夠操縱國民生計的關鍵產業如鐵路、礦山等，最好由國家開發經營，其他產業可以讓私人資本來發展。為了開發利用手工業及農村小工廠的巨大潛力，我們必須依靠強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產黨打算在戰後的中國起什麼政治作用呢?
毛:我們的黨員在中國人口中當然只佔很小的一部分，只有當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並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時，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產黨不僅反映了農民和工人的意見，也反映了許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識分子等的意見，也就是說反映了我們區域內一切抗日的人們的意見。共產黨願意並且時刻準備同所有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的中國人密切合作。這種願望表現在我們的民主代表制性質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選機構中，共產黨員的席位不超過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給予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斯: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
毛: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合作，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後，假使國民黨讓我們這樣做的話。而且，我們將會像今天一樣，繼續履行我們在一九三七年對國民黨許下的四項諾 言[2]。
斯:關於四項保證，在重慶時我常聽到人們籠統地提到它及其附帶的條件，它們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毛:我們允諾:(一)不繼續實行我們過去實行的那種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三)把邊區蘇維埃政府改組為地方民主政府；(四)將我們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