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只能向全會作簡單的工作報告，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是否還需要，請大家考慮。我覺得不必作詳細報告了，因為最近這個時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參加全會的同志也大體知道。至於是否要向七大作從六大到現在的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呢?我覺得從六大到現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負責人換了幾次，這個詳細報告也很難作，對於過去工作的檢查，準備放到歷史總結中去。過去聯共中央向大會作的工作報告，實際上也就是政治報告，我們只準備對七大作政治報告，不另作工作報告，工作的總結也可以在這個報告中提到，只解決已經成熟了的中心問題。
我今天只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在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我們的目的就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鬥。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就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這個方針最初決定於瓦窯堡會議[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後的民主共和國決議(一九三六年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2](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會議[3](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會[4](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現在，都是為執行這個方針而鬥爭的。我們在執行這個方針中，對於如何發展自己與團結友軍，對於日本、國民黨與我黨的看法，對於當時形勢的估計與具體政策，是有爭論的。我今天講話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央的政策作辯護。
這裡有國民黨河南調統室給其中央調統局的一個關於河南戰爭[5]的報告，是最近時期抗戰情況的典型材料之一，請王首道[6]同志宣讀一下。這個材料表明，蔣介石的三個主力之一湯恩伯[7]如何完全無能，日寇亂沖一頓，他們就亂跑一頓，胡宗南[8]有兩個師在河南也只剩下一個團。這證明抗戰中的兩個方針帶來的不同結果:不民主的方針必然使抗戰失敗，只有民主的方針才能戰勝敵人。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戰鬥力完全瓦解，一擊即潰。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實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我們充分發動了人民的力量，在敵後建立了十幾個根據地，曾經停止了敵人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達五年半之久。現在日本進攻河南，是因為日本要救死，國民黨太不行，而共產黨的力量又還沒有達到保護湯恩伯的程度。現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軍隊調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湯恩伯一樣，蔣介石的三個主力就塌掉兩個，中國政治局面就會起大的變化，國民黨與共產黨力量的對比也會起變化。將來在英、美準備反攻的條件下，日本的軍心民心和中國敵占區民心大大動搖時，日本力量和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對比也就會起變化。實行民主則勝，不實行民主則敗，以前這還只是我們的一種理想，現在開始變為現實了。去年我們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使外國人注意共產黨的抗戰力量。英、美從來沒有像現在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作過這樣露骨的批評的。胡政之[9]訪問英、美回國後，請董必武、潘梓年[10]同志吃飯，說他在外國講中國共產黨有前途，他又說國民黨十二中全會無希望。最近孫科[11]說要辭職，于右任[12]不願參加十二中全會。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況要有變化。
關於發展自己，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以此為代表中華民族打擊日寇的中心力量，這個問題中央曾做過很多工作來同反對這個方針或不積極執行這個方針的同志作鬥爭。華中與山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曾經表現得最嚴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糾正過來，但後來還是出了皖南事變[13]，到皖南事變後才徹底糾正過來。當日軍佔領江、浙，國民黨逃走一空時，我們的同志不敢當縣長，說是沒有人委任。當山西新舊軍衝突[14]時，舊軍向新軍開槍，新軍要不要還槍也成為問題。這些就是在民族戰爭中不敢實行獨立自主政策的具體表現。問題就是要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蘇聯的政策是最獨立自主的，美國次之，英國猶豫，在法國、義大利、波蘭等問題上，英國都徘徊於兩可之間。蔣介石也是這樣，對共產黨及其他許多政策都表現出徘徊猶豫，表裡不一。湯、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為教材教育其軍隊，這樣的軍隊對日一定是沒有戰鬥力的。我們就不同，始終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鬥爭，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舉進攻共產黨，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鬥爭一個目標上去。在反磨擦中，我們是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磨擦鬥爭歸於緩和，我們對於三次反共高潮[15]都是如此。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四萬五千人)，發展到現在的近百萬的黨員和近五十萬的軍隊。當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徵到陝北時，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們當時說長征是勝利了，長征是播種機和宣傳隊，留下的這點力量，不要看輕了它，它的發展前途是很大的。當時有些同志發生悲觀情緒，其實是很不符合實際的。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們曾經希望改造國民黨，所根據的是張學良[16]進步的先例與國民黨喪失了江、浙的地盤。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不過我們並沒有虧本。歸根結底，主要是靠了八路軍、新四軍，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軍與百分之九十的偽軍。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我們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團結友軍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這一階段的頭兩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國民黨，國民黨也比較有朝氣，國共關係比較好，我們採取了游擊戰爭的方針，發展了軍隊，建立了根據地，開辦了幹部學校。對運動戰還是游擊戰的問題，我們內部也發生過爭論，但是還是執行了以游擊戰為主的正確戰略方針。統一戰線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過一次挫折，後來被六中全會糾正了。在第一階段，我們隊伍中生長了一股驕氣，有些同志過於輕視日本，過於相信國民黨，自以為萬事大吉，驕傲得很，這一點是吃了虧的。
第二階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共產黨，舉行了無數次的殘酷「掃蕩」，實行「蠶食」政策與「三光」政策，我們的根據地、人口和軍隊都縮小了。但是這種困難教育了我們的同志，我們採取了適宜的政策，例如對敵鬥爭、整頓三風、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統一領導、「三三制」[17]、減租減息等，都有成績，因此我們在敵後站穩了腳。我們雖然受了損失，但是得了經驗，渡過了困難。這一階段，日本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這個政策還是從一九三九年就開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衛[18]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對國民黨差不多沒有大的軍事行動。國民黨則日趨反動，對日本的進攻採取消極的態度，對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發動進攻則是積極的。
第三階段，從去年開始。我們的根據地、人口和軍隊又上升了。軍隊現在有四十七萬人，戰鬥力提高了；黨員發展到九十餘萬；根據地人口，在第一階段直接、間接負擔糧稅的近一萬萬，第二階段降到不滿五千萬，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萬。各種政策更有進步，特別是整頓三風與發展經濟。整風是為著弄通思想，團結全黨。我們黨基本上是團結的，但在各種政策問題上有許多不同意見，有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而在糾正之後又團結了。統一是我黨第一個側面，不統一是第二個側面，這兩個側面都要看到。歷史上的曾經起過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的殘餘還是有的。現在還嚴重存在著帶有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這是由於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長期被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與我黨教育工作的不足而產生的，必須加以克服。經濟工作是我們在長時期內缺乏經驗的，現在我們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未解決根據地問題，而提出準備暴動，奪取大城市。這在六大到現在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將在七大以後去實行，七大以後我們必須實行這條方針。一九二七年我們曾經配合薛岳[19]佔領了上海，但是隨即受到國民黨的襲擊。現在我們要將薛岳進上海變為陳毅[20]進上海，而且我們有了幾十個「薛岳」。六大至七大我們實際上走了根據地路線，現在也必須堅持根據地。在根據地上，我們必須發展經濟。一九三九年陝甘寧邊區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個，今年有了一萬二千個。如果邊區有三萬個工廠工人，邊區工人同邊區人口的比例即超過全國工人同全國人口的比例。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到農村，曾經發生過許多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