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在小說中寫到自己。所謂的私小說不適合我的氣質。把這些素材用於虛構的世界，我覺得可以強調出自己想表達的東西和感情。我認為這是小說的正道。我並不想否定佔有一席之地的私小說，只是認為它與自己的道路有所不同。
儘管如此，我還是寫過兩三篇類似私小說的作品，但結果還是印證了以上的看法。
不過，也並非作不想回過頭來看看自己走過來的腳印。我已經五十五歲了。在公司來說，已經是退休年齡了。實際上，我看過報社等處退休後的人們在雜誌上發表的一些簡短的回憶，便也動了念頭想寫寫看。不是寫小說，而是出於對自己的問候。
迄今為止，人家勸說我寫寫這類自傳的東西，已有兩三次了。但我總沒有心思，理由是還為時尚早，可是一過了五十五歲，心情就有所改變。這時，《文藝春秋》社勸我動筆。我終於拿起了筆，但連載結束以後，翻過來讀一讀，還是不滿意。後悔這不算寫作。我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是多麼乏昧呀！真是一成不變。為了合訂成書，我把連載的稿件拿起來看了看，最後只是做了一些刪節。
在連載的過程中，編輯部要我一直寫到當了小說家以後。我拒絕了。理由有兩個，其一，因為我開始就沒有從事文學創作的志向，因此，不會談什麼所謂的文學進修；其二，在以寫小說為生之前，我的人生已經度過了四十多個春秋，以後的十二三年僅僅是一小部分。我在文壇上交遊不多，所以也寫不出來與哪位作家熟識，或者了解某某作家的情況，這樣就會使讀者感到沒有趣味。而且，過於接近現實，極不成熟，所以即便真的要寫，也想放在十年以後再說。如果活不到那時候，那就不寫而終吧。
不過，本書在這裡結束，也會使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覺。因此，作為與目前的生活相連接的部分，想簡單加一點以後的事情。
——如前面寫到的，我的志向不是寫小說。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多少有過這種念頭，這是那種年齡的人誰都會有的，是不足為道的。後來被生活所迫，不是那個樣子了。我認為，支撐起一家是艱難的勞動，我為全家生活的安定而工作。但是，我喜歡讀書。
大概是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時吧，《朝日周刊》以「百萬人小說」的名義舉辦了一次一般性的有獎小說徵文。一等獎為三十萬元，這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可觀的獎金。什麼文學，什麼小說，與我這個沒有野心的人沒有關係。但是，有一天，我因事去翻看百科辭典，《西鄉鈔票》這一條目映入眼帘。我隨便讀著，從這個條目的解說中浮現出一個空想。我覺得那個空想就象是一篇小說。也就是說，我覺得它能成為小說。
那時候，我還是九州小倉市《朝日新聞》西部分社廣告部的僱員，每天的工作是畫廣告的原版畫。就象本書中已寫到的，我的掃帚生意的副業已經罷手，因為通貨膨脹，正苦於如何維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我如果中了三等獎（獎金十萬元）……這幻想也曾產生過。為了逃避生活上的痛苦，我決定把浮現在腦子中的空想嘗試著寫成小說。我決定寫作時，距離截稿日期只有二十天了。
那時，我還沒有自來水筆，就買來鉛筆和紙張很低劣的本子，開始在家裡或在報社裡抽空寫初稿。上下班時，我的西服口袋裡總是裝著本子和鉛筆。每天在報社勉勉強強能寫一兩張稿紙，有時只能寫五六行字。
我對自己的小說沒有把握，便約請報社一個喜歡文學的青年同事到外面，在電燈廠堆放燈泡的地方坐下來，把我正在寫作中的文章念給他聽。那位同事開始時還說有點意思，但因為我屢次帶他出去，不久他就不耐煩了。然而我卻從中產生了興趣，並從現實的痛苦中得以逃脫出來。
一天，我從報社回家，在路口將珍貴的鉛筆從口袋中丟失了。那時，我是穿著軍靴往返於捷徑的鐵路線的，發覺丟了筆，馬上回過頭去找，可怎麼也沒有找回來。鐵路上鋪滿了石子，小小的、筆桿很細的鉛筆混在那裡面，是不容易被發現的。我一邊注意著往返的火車，一邊貓著腰，趴在石子上，瞪著一雙近視眼找了一個小時。直到後來天黑了，我才死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來又去找，還是沒有找到。鉛筆，我再沒有去買。
以後，我用了報社的3B鉛筆，可它的筆芯太軟，不適合在本子上寫，一用馬上就禿了，還必須攜帶著小刀。往稿紙上抄寫時，是在家裡用沾水筆寫的。因為要在下班後干，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很晚。
《西鄉鈔票》這篇小說得了三等獎。後來我聽說本來再稍稍向上提一點也可以，但因為作者是報社裡的人，編輯部就這樣定了。雖說是三等獎，還特別在《朝日周刊增刊》上發表了，並作為那一期的直木文學獎 的候選作品。得來的十萬元獎金用作生活費用，但我不記得花到哪裡去了。
第一篇小說成了直木獎候選作品，這使我產生了野心。那時，我把刊載我小說的雜誌送給編輯《三田文學》的木木高萬郎先生，他問我還準備寫點什麼。我送去兩次稿件，都發表了。後來，《某傳》獲芥川文學獎 。寫《某傳》的初稿，是在夏天。我們住在六疊、四疊半、三疊的原兵器廠的職工住宅，妻子和五個孩子一起睡在旁邊的蚊帳中。再旁邊的一間里，年邁的父母發出呼呼的鼾聲。我邊用茶色團扇驅趕著蚊子，邊寫著稿子。有時，還到黑暗的廚房去喝水。
在那之前，我的小說在《朝日周刊》獲獎後，經報社企業部一個職員的介紹，我時常去若松市的火野葦平那裡。火野乘飛機來往於東京和若松之間，我每次去火野家，那裡總是擠滿了北九州的文學愛好者。恕我直言，那是一幫跑前跑後拍馬捧場的人。因此，我很少能同火野說上話。而且，那些人對我這個半路出家的人總是報以白眼，（也許是我的錯覺），我於是疏遠了火野。但火野很熱情，還曾向出版社推薦過我的小說。
許久以後，我曾與火野一起參加過《文藝春秋》的年終文士劇 ，火野看著我，發出忠告：「這一陣你象是寫得太多了，不控制一下對身體不好啊！」此後不久，火野就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死在工作間里。
由於這個原因，與地方的《九州文學》相比，我因奇妙的機緣成為《三田文學》的同人，但這也沒有多長時間。木木卸任以後，我也不再是同人。歸根結底，我在哪裡都不過是外人而已。
獲得芥川獎一年之後，我調到東京本社工作。在《文藝春秋》上獲獎後，我第一次發表的作品僅僅是《戰國權謀》和《菊花枕》。調動工作是我一再提出的要求，報社好意地同意了。
在東京，有半年左右我是單身赴任，住在本書中已出現過的父親的弟弟家，我的這位叔父一年前已經去世了，嬸嬸還健在。我一下子有了四個堂妹。
那是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東京剛開始建造公寓，肯出租的房屋極少。我下班以後跑遍房屋公司，人家一聽說有八口人，便立即予以拒絕。有半年時間沒從九州叫來家屬，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好不容易我才看好了練馬區關町一丁目的一套有三間四疊半的房子。
我去東京車站接家屬，母親很衰弱，在過天橋時上上下下幾次用嘴大口喘氣，不得不休息一下再走。她的腰也彎了。從那時起，視力也開始減退。
父親身體很好，到他死去的弟兄家裡時，他含著熱淚感謝大家的幫助。
父親到哪兒都是樂天派，而母親悲觀的性格到死也沒有改變。「我是受苦的命，」從我小時候就常聽她這麼說。她的確是倒霉的命。母親來到關町的家裡，一年以後就去世了，去世前眼睛也看不見東西了。一步也不能出去。在榻榻米上，她用手試著摸著爬，那樣子與祖母完全相同。儘管如此，她還是不放下煙袋和火柴。當死期降臨的時候，她的腦子已糊塗了，裝好大煙袋，便把點完煙的還燃燒著的火柴頭，放在自己枕旁骯髒的隔扇紙上。父親發現後，大吼一聲：「著火了！」把火說成Huvva是伯奢的方言。我正在一旁寫稿子，趕忙跑過去，只見隔扇下一團火焰已經燒起來了。母親在火旁，悠閑地叼著煙袋。真危險！好在只燒了一個隔扇。
母親臨死前，打了一夜呼嚕。這也同祖母臨終前一模一樣。母親以前常說「媳婦象婆婆」，果然如此。
父親在母親故去之後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歲。他與母親直到臨死，關係還是不好。儘管如此，在母親死後，他似乎也很寂寞，腿腳也不聽使喚了，但還是穿著軟底的鞋子到附近轉轉。父親是我們搬到濱田山以後去世的。那時我的大女兒馬上就要出嫁，父親卻沒能看到。其實，就是有力氣，他又能有多少視力呢？臨死前半年左右，他的瞳孔完全變成灰色的了，使人看了覺得難受。
松本清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