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富貴大堂也是那個時候，它在從高田向南乘大約一個小時汽車才抵達的一個叫作蕗的地方。那時候的汽車還是木炭車。車在狹窄的、坑窪不平的山路上喘息著向上爬，很費時間。我只要夜裡趕回小倉就行，所以並不感到特別匆忙。
在飛鳥園發行的「圖解日本美術史」、天沼俊一的《日本建築史》等書上，我讀到過富貴寺，也曾想去看看這個偏僻的山村中埋藏的平安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築。聽說明治時期後富貴寺曾經修復過，從那時以後，歷經風吹雨打，已經成為孩子們遊玩的地方。
從汽車站下來，穿過只有十來家的部落旁，就來到富貴寺。自然，這裡沒有一個人走動。寺廟坐落在一座小山崗的半山腰。這條鋪著石台階的坡路，在我後來訪問平泉的金色堂時，曾聯想到這兩處的地形很相似。
不過，處於豐後山中的這個堂，就象是被人們遺忘了似的，孤零零地留在小林，使人覺得象座荒蕪的殿堂。佛堂的門上著鎖，我又從石階走下來，在停車前的小雜貨店打聽，原來這就是管理人的家，一個五十多歲的主婦提著鑰匙和我一起返回來。
沒有任何照明，只好借著外面的光亮模模糊糊地向裡面張望，大殿的須彌壇的背面，描繪的恐怕是極樂凈土圖，不過只稍稍留著一點硃色和胡粉 的顏色，分辨不出是什麼圖案。同樣的，內殿和外堂的柱子上，拉窗上，斑駁脫落的痕迹也很嚴重，發霉似的滲著白色。儘管如此，拉窗上還是殘留著一些手拿笛子和琵琶的飛天像。
站在我身旁的主婦，講起戰前來臨摹壁畫的堂本印象，就曾住在她家。我站在這個山中的古迹之中，竟一時忘卻了現實的艱苦。
去吉野也是那個時候。從檀原神宮到下市，我被塞逃了貨車。只是從貨車稍微啟開一點的門縫中，射進一點光線。乘客或者坐著，或者站在席子上。我想那是在京都做完「生意」後的歸途之中。我的背囊中放著掃帚的樣品和到住宿地時準備做一頓飯的大米。沿著吉野川的溪谷，一片新綠顯得非常美麗。
我這樣周遊各地，慢慢地覺得無聊。開始時看到陌生的土地，產生出一種在現實中看到了在書中讀到過的地方的興奮感，但這也逐漸難以滿足我的要求了。總而言之，對這類周遊我已經感覺不到意義了。
戰前，我遊覽北九州各地的橫穴古墓時，一位朋友曾對我說過：「干這事到底有什麼用？」現在與這些話倒取得了一致。這不過是我驅遣空虛的作為罷了。
我的掃帚生意也越來越糟。商品上市，正規的批發店恢複了過去的秩序後，已經沒有我這樣的人鑽進去的空隙了。而且，我在經濟方面也拮据起來，以前用現款支付的訂貨改變成先付支票或票據。而那也慢慢開始拒付後，這工作也就只能罷手了。
阪神地方開始出現過去那樣的黍掃帚以後，我們的情形就更別提了。對黍掃帚，質次的稾掃帚是無法與之競爭的。再這樣下去會給扎掃帚的人家增加麻煩。以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三月為界，我結束了我的生意。去大津、京都、大阪、廣島、三田尻收款歸來之際，一想到這就是一個終結，我便對這些地方產生了依依之情。
在上述旅行之中，我大多是連飯也不吃的。為了協調火車與所去目的地的時間，只能耽誤吃飯。例如，我去收款，如果那家店裡來了買東西的顧客，店裡總要先招呼顧客，把我的事放在後面。如果顧客接二連三地來買東西，買多長時間我就得等多長時間，想到要趕不上預定搭乘的下次火車了，真是坐立不安。這些難言之苦，只好一個人咽在肚子里。
到了昭和二十三年，吃的東西開始豐富起來，儘管有的東西很想買，但價錢貴，想到一買就減少一部分儲蓄，終於還是忍住了。在很長的時間裡，我被混雜的列車搖晃著，深夜才能回到家，第二天一早還必須按時去報社。
我的這門「生意」結局如何呢？最後，我是一點兒也沒有存下錢，相反，那些無法支付的票證倒成了損失。不過，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我帶著這七口之家平安無事地過來了，這就算萬幸了。能看看自己嚮往的地方，也算是我很大的收穫。
不得不讓「生意」下馬的理由還有一個，那就是食物豐富後，報社不再認可工作人員採購東西的休假了。我本來也不是隨便不上班去搞這些副業的人，所以沒有給報社添什麼麻煩，但精神上還是有一種欠債感。領著月薪，卻干這種「生意」，即便說是為了養活大家庭的需要，可心情上卻決不輕鬆。時至今日，這仍象是事後的坦白。
我重新恢複純職員生活，倒退到單調無聊的日子之中。
——順便講講《朝日新聞》社，在這期間，有過一次主要領導大撤換。新的主要領導都是根據工會的意圖選出來的，長谷部忠氏被選為社長。問題出在部長這一級上，人們議論說部長也要由工會選出，當時的部長們都面帶愁容。不過，這件事沒有進行就了結了。
我家從佐賀回來時，借住在原兵器工廠的職工住宅，從那裡再也沒能挪動。六疊、三疊、四疊半的房間里擠著父子八人，而且連我搞副業的地方也要留出來。那時，我的大女兒上中學一年級，最小的兒子剛兩歲。兩個老人、四個孩子，簡直沒有立足之地。
「掃帚生意」罷手後，我的副業是專門畫印刷所的原版畫和給賞金的廣告畫。我將對開大小的兩用紙用水貼在木板上，置於榻榻米上，然後趴在上面塗顏色，用噴霧刷色器刷色。
使用噴霧刷色器是我開始在《朝日新聞》社畫新聞廣告的原版畫時，接受社裡同仁的勸告，從博多以按月付款形式買來的。機器很舊，用起來搖搖晃晃的。儘管如此，我還是拚命地壓泵。這種作業，有時要持續到深夜一兩點鐘。
而且，印刷所的工作時間緊，有些時候我自己去印刷所，不是在紙上畫原圖，就是面石版或鋅版的原版。等回到家裡，已經過了深夜一點。假如不這麼干，憑月薪是遠遠不夠的。
還有，受人之託，我也搞過商業街上的櫥窗裝飾，工錢很便宜。在狹窄的房間里，往陳列用的大木板上塗顏色所花費的力氣真是超過想像。有一次，我正等著顏色變干時，竟躺在榻榻米的空隙上，不知不覺地睡著了，翻身的時候把好不容易塗好的顏色搞得亂七八糟。
畫好了的東西，如果主人能夠喜歡還算好呢，一般總要發幾句牢騷，然後馬上降價。這樣一來，報酬也就剛夠我的材料費。
就是這樣的副業，也不是每天都有，一個月中頂多夠干一個星期。
報紙基本上恢複了原狀，只是早刊變成了四頁。我的工作也總算恢複到接近戰前的水平。不過，那並不能使我心裡產生興趣。
報社裡的空氣絲毫不能使我感到愉快。走動起來動作很活躍的只是那些從學校畢業的註定要成名成家的人們。他們從大阪來，在九州過兩三年臨時生活，很快就回到大阪或東京去了。每一次，都往上升一級。對於這些人，連部長也用特別的眼光看待。我的這些看法，恐怕並不只是個人的偏見。
我也快四十歲了。
沒有副業乾的時候，除了打打麻將，沒有什麼可以消遺的。我還下象棋，希望忘卻自我。
以前，我進印刷所做學徒的時候，那裡的店主愛打麻將，並且教會了我。做完了夜活，圍著桌了，有時半夜一點才休戰。那時，從附近可以送飯菜上門的飯館裡要來一盤炒麵條，我覺得世界上沒有比它更香的食品了。我穿著油膩的工作服，盤著腿喝著中華麵湯，簡直不能再有比這更愜意的了。我的身份遠不夠能自己出錢買炒麵吃。
聽說有位窮老太太，消極厭世，打算自殺，她走在尋找死亡之處的道路上，作為最後的回憶，吃一碗「善哉」 ，老太太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決定不去死了。從我的體驗來看，並不認為這話過於誇張。
在那家印刷所當學徒結束後，我不再打麻將了，可報社這夥人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下班就都抓起了牌。如果不這樣做，直接回家，那簡直忍受不了。打麻將的對手，大都是所謂「有資格者」，象我這樣的人，大概是因為缺人手，才不得不被加進來的。
打完麻將，步履蹣跚地往家走，如果是冬天，獵戶星座正好升到頭頂上的天空。「啊，不能幹這種事，得想個辦法。」這種想法沉重地壓到我心頭，不是焦躁，不是後悔，也不是什麼虛無感。
下象棋的搭伴是廣告部一個叫沖原的男人。他曾是東京總社的警備員，從戰場當軍曹回來後，分配在九州，被提升為社員。戰後，《朝日新聞》社中自然已沒有社員、預備社員、僱員的等級，只有社員與庶務部方面的僱員之分。警備員隸屬於庶務部。
這位沖原在東京總社擔任警備員時，有個右翼分子來到報社印刷廠搗亂，用日本刀砍傷了編輯局長鈴木文史郎。沖原從暴徒身後兩腋下伸過手去，交叉著勒緊那傢伙脖子，那便成為他引以自豪的話題之一。
沖原家的附近，有廣告部長的家，廣告部次長的家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