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個炎熱的早晨，我和父親一起來到福岡的兵營門口。兵營設在城裡。送行的人被攔在護城河旁，入伍者沿著狹窄的道路走進去。我身穿皺皺巴巴的人造纖維國民服，背著粗糙的公用袋。左側是從前的黑色城門，我頭也不回地剛要轉過石垣，父親在背後大聲地叫了我一聲。我同過頭去，只見離遠了的父親舉著一隻手。我只是點了點頭，便穿過黑色的門。在那裡，我們互相誰也看不見誰了。父親的聲音，象是從喉嚨里絞出來的。
我想像得出，父親回家後向母親敘說的情形。父親是不愛發牢騷的人，但經常流淚。要是說起什麼激動的事情，一邊說著，一邊鼻子就堵塞起來，聲音也變了。小時候，我在父親的話中不知聽過多少次這種哭聲。而母親呢，即使是別人的事，也會覺得可憐，從袖口裡拉出襯衣，擦著眼淚，說著「真是的」、「怪可憐的」。
我一邊在酷熱的兵營廣場上列隊，一邊想著坐在昏暗房間的榻榻米上流淚的雙親。父親鼻子里流著稀鼻涕，抽著煙葉子。母親把手巾放在臉上，埋著頭。與衰老的父母相比，我那抱著孩子的妻子的身影卻是淡薄的。
我的徵集令是作新幾內亞 的補充兵。入伍後一個小時，我就明白了。從哪裡得知的呢？士兵們對自己的命運敏感而正確。三個月前徵集訓練時，曾一起在久留米的有個叫前田的和一個叫中田的禿頂的人，加上我，三個人都是三十三四歲。在久留米，年輕人有好幾百，而這次徵集只有我們三人，真是莫名其妙，何況還是大動員。中田是玻璃店的工匠，前田是煤礦鎮上賣菜的。看來都沒怎麼參加在鄉軍人會的軍訓。
一知道去新幾內亞，新兵們就陷入了絕望。誰都了解在南方佔領地的激戰和日軍的敗績。報紙不做明確報道，更說明其真實性。老兵們說：「這下大概完了。」越是戴著軍事長、上等兵領章的老徵集兵，臉色越是蒼白。
在福岡的兵營住了五天，因為是臨時借住，大家亂七八糟地睡在象個禮堂的地方。又沒有秩序，象一夥在鄉軍人那樣，用「地方話」交談，沒有上下之分，也沒有什麼訓練。我們有時在大濠公園跑跑步，有時為祈禱武運長久，去參拜本地方保護神。在徵集訓練中受歧視的我，情況不同了。但我也只是體驗到一點輕鬆，濃郁的戰爭氣氛，使我產生了死的預感。
出發那天，天還沒亮；雨嘩嘩地下著。我們從兵營到博多港的碼頭，通過空無一人的街道。當走到過電車的街道時，開早市的商店裡面的人吃了一驚，目送著我們的隊伍。士兵們一言不發。傾盆大雨中，出現了女人的影子，她們死命地追著隊伍，尋找著她們的丈夫。黑暗中她們認不出來。女人們立即被警戒的憲兵阻止住了。她們為了不落後於行進的隊伍，不斷地小跑著。人數也越來越多。本來是禁止部隊與家屬會面的，可拂曉之前開拔的機密還是被泄露出去了。
我們乘上了去釜山 的渡船。去新幾內亞，要先去漢城，在那裡與東京、大阪來的徵集兵匯合，編成兵團。從船艙圓窗戶望出去，九州的山漸漸消失了，只有一片汪洋大海，一艘驅逐艦橫穿而過。在海上，我明白了我已經被絕望的命運抓住了。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報社，都飛到了與我無緣的地方。
在釜山，我初次看到了朝鮮的景色。我們在搖晃著的火車裡坐了許久，在漢城前一個叫龍山的車站下了車。這裡也在下著雨。我們從灰暗的街上，踏著滿街紅土的泥濘走過，來到練兵場。每個士兵下巴上都垂著水珠。從福岡運送我們來的下士官們走了，收領我們的新上司把我們帶到兵營。我所在的是龍山二二部隊。
開始，我進入正規的內務班，原來雜亂地混在一起的兵士們，也是在這裡重新恢複了等級差別。我挨了打，打我的是曾經在一起用方言淡話的一等兵。
我們抵達這個兵營的時候，預定先出發去新幾內亞的所需人員已經每天在訓練。他們儘是進行運輸船被擊沉後，如何跳海的練習。爬到象滑梯一樣高的高台上，往沙地里跳。我對游泳沒有多少自信心，單單看一下這種訓練，就意識到了死。
在這夥人中，有個衛生軍事長，他在久留米的徵集訓練時，對我們很不好。前田跑來告訴我，又帶我去禮堂，原來那個叫田中的軍事長已經當了伍長，在久留米時，他精力充沛，一個人制裁我們大家，但這次見面一看，他盤腿坐著，一副垂頭受氣的樣子。「這次算完了。你們也作好準備，跟著來吧。」田中伍長稍微笑了笑，象是為增加了一起去死的夥伴而慶幸。「那個軍事長也變了。」善良的前田回來時小聲嘀咕著。那個補充兵團，我們也搞不清楚兒時從那裡開走了。伍長還真說對了，聽說船還沒到新幾內亞就被擊沉了。我不認為田中伍長會死裡逃生。
我漫無目的地在這所兵營的周圍散步。柵欄很低，再向前一點，有一條路，身穿白衣服的朝鮮人慢悠悠地走在路上。柵欄與道路之間是一條五尺左右寬的溝。那條溝並不太深，連我好象都能夠跳過去。一連幾天我目測了那條溝。因為附近沒有住家，到了晚上，路上便沒有行人。根據欄杆的位置判斷，從步哨所到這裡也很遠。
我並不是出於明確的意識對那些地方進行實地調查的。只是想弄清楚其可能性，也就有了些盼頭。假如再增加一點什麼條件，或許我就會成為逃兵。但是，以後我即使看到可以越過的柵欄和溝，也沒有了興趣。朝鮮海峽的存在，留在國內的家屬的生活保障，所有這些使我死了心。
到我進入報社時為止，為了求得安定的生活，我盡了自己應盡的努力。我之所以放棄了有利的收入，當了職員，也是因為我已預感到戰爭肯定會把我拉去當兵。不過，即使沒有戰爭，我也肯定會成為報社的職員。儘管干零活當月有收入，但還是對毫無保障的生活感到擔心。家屬多，已經成為我的「癔病」，使我失去了勇氣。現在到了部隊，報社總能給我家屬工資，這雖然是最低的生活費，倒使我放心了。喪失這個保障是不能允許的。
整整兩年的部隊生活，我都做了些什麼呢？
家屬疏散到妻子的鄉下老家。據父親來信說，他們每天干農活。我不會不知道，靠幫老百姓做農活，來填補報社匯款的不足，這種生活是多麼艱難！
幸運的是，去新幾內亞停止進行。運兵的船隻已經沒有了。
漢城的兵營中，常常來一些從東京來的徵集兵。還有作為幹部候補生的學生兵。一天晚上，他們在內務班的毛毯上，與夥伴們談起；「橫光利一 正在默默地撰寫《旅愁》呢！」
我幾乎不能看小說之類的讀物，也不想去看。《旅愁》是什麼樣的作品，我沒有一點這方面的知識，但學生兵的一句話，使我在灰色的兵營中感受到一點紅顏色。
在兵營中，如果想看小說，也不是不能看。當然，能從外面帶進來的東西中，沒有這類雜誌。但是，由於我是衛生兵，可以領到公用證，單獨外出。我可以到連隊事務所，對軍曹說；「連隊所備藥品缺乏，要去市內藥品批發店買些緊急治療的藥品。」
東京的學生兵中，有一個是神田藥品批發店的少爺，他告訴我，由於買賣關係，他認識漢城的一家批發店，如果購買藥品遇到困難，可以去那裡，只要說出他的名字，會給提供些方便的。他這樣說，大概是出於新兵對老兵的阿諛奉承。我並沒有對他如何另眼看待，同他的關係也並不怎麼密切。
現在想來，當時常常因為辦這些事情，發給我公用臂章。有關係的那家批發店位於繁華街道。我一說出那個學生兵的名字，他們就在大瓶子里灌滿黑黑的碘酒，也不收錢，本來連隊也不會給一分錢藥費的。
戰局緊張起來，部隊禁止星期日一切出外活動。只有下士官有被許可外出的特權，其他人都以在營房休息為名被看管起來，去拿葯的路上，我常去舊書店看看。要買小說，也不是不能買舊書，但看了這類書會非常懷念社會。因此，雖然店裡架子里擺著這類書，也沒有動手去拿。
我戴著公用臂章，因此在市內任何地方走動都是自由的。與日本人的街道相比，我更多的是徘徊在朝鮮人居住的區域。鍾路附近的小巷，使我感到了異國情趣。然而，如果一個人總在這樣的路上轉悠，很可能要受到憲兵的盤問。
連隊里衛生兵的勤務，不知道隸屬於連隊，還是從屬於聯隊的醫務室。這一點很象是兩棲動物。起床後接受點名，吃過飯去醫務室。在那裡又要接受醫務室的點名。然後開始工作，醫務室分藥品、診斷、供給各股。我在診斷室，在診查軍醫旁邊寫診斷簿，寫上轉到藥品室去取的藥品名字。
這個工作很輕鬆。診斷從早晨九點開始，差不多一上午就結束了，然後整理一下診斷簿就行了。但當我不願回連隊時，就隨便找個理由，一直到點名前才回內務班去。
朝鮮的秋天很美。醫務室位於高處，周圍有挺拔的白楊樹，枝葉繁茂時很美，只剩下光禿禿枝杈時也很美。一到秋天，喜鵲就在這裡造窩。喜鵲在朝鮮叫朝鮮鴉，在日本的佐賀平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