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算找到了工作。
但是，準確地說，我不如道這算不算工作。前面已寫過，我家做飲食店生意，但不知不覺地，父親又開始被酒店和房東催租要帳。最後落得個只能從酒店用現金買一升裝的酒喝的下場。我找不到工作，整天游遊逛逛，心裡焦急，如坐針氈。
假如我會一門手藝，就能找到工作，可我一不會做木工，二不會當泥瓦匠、石匠。我所以想靠會一門手藝來做工，是因為川北電氣株式會社倒閉後，有一位在同一個公司的職員，苦於衣食無著，抱著被子寄宿到我屋裡，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以工資為生者的軟弱無力。這位事務員已年近四十，也是因為沒有學歷，在同行當中工資最低。他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自己一邊找工作，一邊晚上就到我家裡來睡覺。
一天，我正在小倉的小巷中轉游，看到一家小印刷廠貼著「招收畫匠學徒」的廣告，就是招石版的原版畫工。我從小學起就喜愛圖畫，圖畫的成績在全年級名列第一。我想與畫畫有聯繫的活我還幹得了，就走進了那家印刷廠。
廠主出來對我說：「學徒都是小學剛畢業就馬上錄用的，象你這樣快二十的人用起來可不順手。」當時，我非常羨慕那些在狹窄的場所里忙忙碌碌工作著的工匠。
我想起來了，舊日的鄰居中有個叫高崎的。他是小倉最大一家印刷廠的老闆的弟弟。我把此事對母親說了，一天晚上，母親去拜託高崎先生說情，看能不能讓我到那家印刷廠作石版的學徒工。那家印刷廠的活，分活版和石版兩種，但以活版為主。
就這樣，我當上了高崎印刷所的見習工匠。對我來說，石版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怎麼個搞法，我一無所知，最初是按見習畫匠把我招來的，但印刷所里連當師傅的畫匠都沒有。所謂原版畫，就是在象謄寫紙似的透紙上，塗上油性的葯，然後用油墨畫畫兒或寫字。如果手指尖稍稍碰到紙，紙就會沾上手指上的油；可到石版上就成了一塊黑。處理這些是需要技術的。
我入廠時完全是個門外漢，所以不可能頂事。最後，成了真正的石版工的學徒。把五六貫 重的石版石從手工印刷機上拿起放下，運到廚房附近，加上金鋼沙，擦掉石頭的感光部分。這樣的工作，本來是由小學剛畢業的少年做的。
最後我被比我年輕的小夥計們狠命地支使著。干著干著，我明白了，畫原版畫，完全外行的人是幹不了的。我偶爾畫的原版畫，不能用，不得不讓連畫匠都不是的普通工人修改，因此，總叫我去磨石頭。磨石頭的地方在印刷所的廚房裡，每天聞著鹹菜的味道和出白色鹼水的石板石的氣味。
但是，我不想做普通的石版工匠。我覺得即使在這裡做工，也學不成畫匠，於是重新找到一家可以當畫工的小石版印刷所當學徒。新去的這家印刷所的店主，教給我從基礎到畫原版畫的方法。與此同時，廣告圖案開始興起。比起用油墨繪原版畫來，我倒更喜歡用油畫顏料畫底圖，俗稱為「寫生」。
如今，廣告圖案雜誌多起來了，隨手也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這類專門雜誌，但那時的參考書，只有誠文堂出版的《廣告界》。這本雜誌，是我學繪圖案的教科書。
這期間，作為我師傅的店主，迷上了打麻將，對工作棄置不顧。沒有辦法。逼得我不得不畫原版畫，甚至連圖案也得接過來。不過，這使我很快學會了工作。這家有兩台手動式印刷機。後來，添置了八開印刷機，一座小型印刷所已初具規模。
我每天工作到很晚，夜裡十一點以前從沒有回過家。有一年冬季，一天，我坐在木板地上，用凍僵的手畫著原版畫，覺得脊背陣陣發冷。對店主的妻子說了，她說工作多，不能回去，要留下來幹活，可是她連蓋脊背的東西也沒有借給我。那天晚上我感覺非常不好，發起了高燒。
那時，我家已從過去的最近的房子搬到偏僻的地方。還是開飲食店，這次卻小多了，很可憐。在那樣的地方，買賣也不可能興隆，這段時期是父親最艱苦的時期。我的身份搞不清是學徒還是夥計，薪金只能拿十元左右。因為原來說的就是當不拿薪金、只教會工作的學徒，而最初的半年，也的確是白乾的。父親那會還作飲食生意，還算過得去。
儘管生意蕭條，可父親卻不管不顧，又開始向同行們炫耀起他的「政治知識」。有一次，在當地警察署的幫助下，飲食店工會的組成大會召開了。父親似乎在會上向警察提過什麼問題，便被選為工會幹部，他頗為得意。只要飲食店工會一開會，他就匆匆忙忙興高采烈地去參加。父親一生都沒有改掉這種老好人的秉性。
再接著前邊的說，我感覺不好，得了肺炎，卧床在家，病勢沉重，又住不起醫院，就靠在家休養，總算脫離了危險期。那時還沒有現在的盤尼西林療法，所以肺炎的死亡率相當高。在我枕邊，可以聽到要帳的聲音。至今我仍然記得父親的樣子：他的臉伸向火盆上面，專心致志地考慮著如何籌措錢。因為他已經上了年紀，垂著頭，不知什麼時候打起盹來，長長的口水滴在火盆的灰燼上。
我一心想千方百計維持住一家人的生活，急於儘快地拿到一個正式工人的工資。在小倉的小印刷所，我的技術提高不了，就又調換進了當時九州最大的博多島井膠版印刷所。
島井冢是博多的世家，他的祖輩島井宗室是富商，秀吉出兵朝鮮時，往返都叫島井宗室同行。
在島井印刷所，我學習了畫圖案，但依然拿不到一個正式工人的工資。那半年，我孤身一人，第一次離開父母身邊。我這個獨生子，一生中與父母分開，只有這一回和以後被抓去當兵那一回。
怕是有些語無倫次，昭和三年（即1928年）發生三.一五事件，昭和四年（即l929年）發生四.一六事件，檢舉共產黨就是在這前後發生的事情。
昭和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有個刑事來到我家，把還睡在床上的我拉起來。父母被嚇得驚慌失措。我穿上厚棉袍，來到小倉警察署的二樓上。樓上有個圓火爐，我在火爐邊等了一會兒。為什麼抓我，我全然不知，不過心裡多少也猜著了一點。
那是因為，前面也寫到了，八幡制鐵廠愛好文學的夥伴們接受過別人散發的非法出版的《戰旗》，受到八幡署特高課的注意。我覺得他們一定是把我也當做小組的成員之一，抓到這裡來了。後來，搜查了我的住處，在我稀稀拉拉的書架上，沒有發現一點可以被他們當作把柄的東西。
我正在烤火爐，刑事進來問我；「你是什麼人？」
「是今天早晨被叫到這兒來的人。」我剛開口，他大喝一聲：「混蛋！」馬上把我趕到沒有火烤的寒冷處所。在拘留所里，我與五六個嫌疑犯關在一起，我一個人是所謂「思想犯」。在這裡，我同誘拐婦女、盜竊、詐騙的嫌疑犯們共同生活了十幾天。與現在的拘留所不同，那時的拘留所極不清潔，屋角堆積著大小便。最初的兩天，那種臭味熏得我吃不下飯。
剛進來時，我們吃的是早就褪了色的木盒裡的配給飯。我的喉嚨火辣辣地疼痛，吞咽不下去。我沒有發覺到這是口渴的緣故。此時此刻我才體會到吃飯就象吞石頭那樣疼痛。廁所只是用兩塊板子搭在四角的罐子上，在同屋人眼前可以隨便大小便。
拷問時用的是竹刀，由把我抓進來的那個叫近藤的酒紅臉的人負責，他要我非得說出同夥的名字。拘留所上面是練武場，打人不需要任何顧忌。大概是看我的嫌疑較小，所以沒有把我倒吊起來，也沒有用煙頭燙。
在拘留所關了十幾天，我出來的時候櫻花已經開放了。母親哭了。
我被釋放以後，那個叫近藤的刑事還多次來過我家。每次來，父親都讓他白白喝酒，我這時才領教了刑事的討厭勁兒。在後來的小說《流浪人外傳》中，我寫下了這個模特。
從拘留所回到家一看，我的書全都被父親燒光了。父親雖然嘴上口口聲聲地說大話，講政治如何如何，其實，心裡膽小怕事得很。他說，看了那些書，思想上會受影響，從此嚴厲禁止我讀小說。
不過，我也顧不上搞什麼文學一類的事了。我覺得不儘早使生活安定下來，一家人就要流落街頭。看到被逼債的父親，我越發下定了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