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下午我打電話給卜愛茜時，她正怕得要命。
「有什麼不對？」我問。
「那些警察。」她說。
「他們怎麼樣？」
「宓善樓命令你要立即和他聯絡。」
「很多人都想要我立即和他們聯絡。」
「白莎叫得連房子都要震倒了。」
「那是她家常便飯。」
「宓善樓說要我轉告你一句話。」
「什麼話？」
「在加州，逃亡是有罪的一種證據。」
「什麼人逃亡了。」我問。
「他說是你。」
「愛茜，你幫我個忙好嗎？」
「當然。」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唐諾，我甘願為你做任何事。你知道的。」
「白莎是不是在進進出出？」我問。
「是的。白莎出去的時間還蠻多。」
「下次白莎出去的時候，」我說，「放一張字條在她桌上。說是我打過電話來了，要和她說話；因為聽到她出去了，我說我五分鐘會再打電話回來。我五分鐘後又打電話回來了。因為她仍不在，我告訴你我不能再等了。你會辦嗎？」
「會辦，一定辦。」
「白莎會問你我在哪，自哪裡打電話來的。你可以告訴她，我是自公用電話打來的電話。我正在辦一件重要案子。我忙得一點閑也不敢偷。」
她說：「好，我會告訴她。還有件事，那個記者尹科林，找了你三、四次了。他也說是重要事，一定要和你聯絡。」
「可以，」我說，「假如他再打電話來，就說你告訴我了。我會在一小時內和他聯絡的。」
「唐諾，這會不會是十分危險的？」
「我不出現就更危險，」我說，「一旦警方找到借口說我是在逃，他們就可以向我予取予求了。
「所以，我除了裝做無事去訪問別人外，沒有別的辦法。尹科林可能是世界上最適合訪問的一個人。」
「他會通知警方，會不會？」
「不見得，他是記者，他要內幕新聞。他要挖掘出新聞後，才會把我交給警方，而且大吹是報紙使我投案的。
「假如一時他得不到內幕，或是我能牽得動他，他會死活追我故事的。
「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候，我給他一張法院開庭傳票，他只好去作證，說自始至終他都和我在聯絡。我怎麼能算逃逸呢？」
愛茜說：「但是，假如他作證說，是你告訴他，不要告訴任何人你在哪裡……」
「我不會向他說這句話的，」我說，「我會告訴他我在辦一件案子，那件案子發展太快，我不能半途而廢。我會告訴他我幾度要向偵探社回報，試著聯絡白莎，不巧她都出去了。」
「唐諾，我覺得很危險呀！」
「以我目前所在的地位說來，」我說，「一切都是很危險的。」
「我能做什麼再幫你些忙嗎？隨便你說什麼？」
「愛茜，只要做好我告訴過你的，就行。」
「會辦好的，你放心。」她說。
我掛上電話，開公司車去尹科林服務的報社前，找到一個停車位。我對他的習慣大概清楚，他會在每天下午四點前截稿他次日的專欄社論與花邊新聞，然後，他會出來，先喝上兩杯，再東溜溜西走走地找明天要寫的素材，他常跑的地方是酒吧和夜總會。
各處的夜生活店家也都希望名字出現在他專欄里，所以有什麼大人物、名人出現時也都會通知他，或把消息轉給他。這些消息，有的他可以登，有的他收集保留，有的連他也不敢登。我敢說在洛杉磯，尹科林是最識時務的人了。
四點半，尹科林走出報館，走向他最喜歡的酒吧。
我走向電話亭，打電話去他辦公室。「給我接尹科林。」我說。
「他目前不在辦公室。」接線生說。
「請問你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說不定，他是在收集專欄資料，我給留話好嗎？」
「好的，」我說，「就說一位賴唐諾打電話找他。」
接線生說：「喔，賴先生。他今天至少找過你六、七次。他急著要見你。」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是嗎。」
「對，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請問他哪裡可以聯絡到你？」
我說：「很不容易。我像他一樣，我也在收集資料。只好由我來聯絡他了。」
我掛上電話，等候了五分鐘，然後邁步走向酒吧。
尹科林站在吧台側，手上在玩一個高腳杯，雙耳聳起在那裡聽調酒的人在亂侃。
我說：「哈啰，科林。我秘書說你在找我。我打電話去辦公室，你……」
他喊出來道：「賴唐諾！一點沒錯，我正想找你好好談談。」
「我在這裡。」我說。
「我給你買杯酒。」他說。
「就要你在喝的那種好。」我說。
「這是湯姆科林。」
「就喝湯姆科林。」
尹科林向調酒的點點頭。調酒師給我調了一杯湯姆科林。
酒來後尹科林說：「找一個能談話的地方去喝。」
我說：「好呀。」拿起酒杯，兩個人走到酒吧盡頭一個卡座去。
「賴，」尹科林說，「這件事我先要提醒你，你處境非常不好。」
「我？」我把兩條眉毛抬得老高，無辜地問道。
「你。」
「關我什麼事？」
「有兩個女侍者作證說你在屍體發現不久前從十三號卡座里溜出來，她們看到的。現在警方要訊問你，你不出頭，避開警方訊問是不對的。」
「誰在避開警方訊問？」我問。
「你。」
我告訴他：「我怎麼會？我在辦一件案子。我一直和辦公室保持聯絡。」
「宓善樓有沒有試著找你？」
「老天，」我告訴他，「至少有一打以上的人打電話在找我。我要一個個敷衍一下，我還能辦什麼案。我在辦一件太重要的案子。
「我不知道宓警官在想什麼，不過我一有空就會和他說話，但目前太忙，沒有空去找他，你也看得出。」
「在巴氏餐廳，你有沒有走進十三號卡座去？」
我說：「別亂搗了。我被叫去接電話，我走回自己座位時，一個女侍托個餐盤過狹的走道，一面是卡座布簾，一面是桌子，有客人在座。我向卡座退後一步讓她通過。但是我沒有進布簾，更別說進卡座了。」
他搖頭。他說：「你沒有辦法證明呀。但是有兩個侍者說看見你自那卡座里出來。」
我告訴他：「這兩個證人瘋了。到底怎麼回事，有人要誣陷我還是怎麼了？」
他說：「我怎麼知道。不過我換了你的地位，我會立即和警方聯絡，把我的故事告訴他們。」
「目前我尚不能這樣去做。」
「為什麼？」
「我實在忙得抽不出時間來。」
他說：「你假如照我的方法去做，報紙會給你全力的支持。」
「怎麼照你的辦法？」
「你和我一起去報社，我替你找一個一流記者。記者在新聞欄『罩』你，我用我專欄『罩』你。你什麼也不用怕。我們還要帶個照相記者，一起去警察總局。」
「你說報館帶我去投案。」
「亂講。我說報館要『罩』你。你到報館來講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你才知道警方也在找你，於是我們就一起去問警方找你做什麼。」
我說：「那天你也在巴氏餐廳，你見到些什麼？」
他說：「我看到你，你的合伙人柯白莎，一起在用飯，還有宓善樓。」
「你有沒有見到宓善樓離場？」我問。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據說，他有一個重要的電話叫他。」我說。
「我第一次聽到。」
我什麼也不說。
過了半晌，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據我知道，宓善樓告訴大家，他在命案發現前不久已經離開了。」
「你也這樣說嗎？」
「我還沒有說呢！」
「就為了這原因，你不想見警察，也不出面？」
我說：「你記住了，我沒有不想見警察，從未逃避過。我是靠工作才有飯吃的。我在工作，一件重要工作。」
他玩弄著玻璃杯。「我知道你在玩花樣，賴。希望你別昏了頭。」
「昏頭不昏頭在其次，人總是要向前走的。」
尹科林說：「你們當時在用香檳。」
「是的。」
「大瓶的？」
「嗯哼。」
「宓警官有沒有和你一起喝？」
「那時你不是在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