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方面，湘軍、淮軍都是由農村裡招募農民，來自本鄉本土，並沒有向外募集。這些人立了軍功，可以因為軍功而上升，在作戰中又可以得到財務上的支持，也就等於一種僱傭兵。湘軍、淮軍人數不多而作戰精神旺盛，與一般徵兵征來的普通充員的作戰精神是很不一樣的。他們的長官曾國藩組織軍隊是為自己的理想，而他的部下參軍則是為了感情、為了保鄉，成為僱傭兵之後，又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所以這種部隊人數不多，也不夠專業化，卻能夠在戰爭中訓練自己，成為一支相當不錯的精兵。
從打太平軍的事業，曾國藩學會了如何利用這些資源來維持大規模的長期軍事，這些經驗並進而延伸到他功業里一個更重要的階段。在太平軍打完，捻軍也平定下來了之後，曾國藩和左宗棠、李鴻章這一批人又著手進行另一個工作：中國的軍隊近代化、國防近代化。由此，曾國藩等人將中國帶入近代化的途徑。
19世紀中葉，一次又一次，中國在戰場上面臨洋人的洋槍大炮而一籌莫展。在打太平軍的將領中，第一個對洋人的槍炮輪船有很深感受的大臣是胡林翼。胡林翼是曾國藩的朋友與支持者，當曾國藩在前線打仗的時候，胡林翼負責後方支援。胡林翼在長江岸看到外國人的輪船逆水上駛，疾如奔馬，速度與載重量都不是中國的木船可以比擬，當場就受到極大的刺激，認為將來中國的大患，不在太平天國的興起，而在外力的侵犯。曾國藩在作戰之中，取得經驗，也了解到一定要用洋槍洋炮，才可以打贏戰爭 。所以湘軍盡量取得外國武器，甚至僱用外籍的僱傭兵。英國軍人戈登及美國軍人華德，都曾參加上海之戰，後來也參與其他的戰役。這些外籍僱傭兵的作戰方法和使用的槍炮，都使得湘軍的將領們印象深刻。所以他們在一步步改組自己部隊時，也都模仿洋人軍操，購買洋人武器。
太平天國跟捻軍被平定之後，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主要任務是與洋人談判的外交工作。當時的天津教案，他為國家受了許多批評，卻寧可自己委屈，也不願意惹起戰火。因為他覺得當時中國沒有和洋人交戰的實力，所以寧可多賠錢、受委屈。由於當時辦外交深受刺激，他更認為中國自立圖強非辦洋務不可。
李鴻章是曾國藩訓練出來的人，他在曾國藩的幕府底下做事，跟著曾國藩學習，直到後來讓他自己招募部隊，才建立了淮軍。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儘力要使中國幾個重要的省份近代化：北方是直隸，南方是兩江，在華南是兩廣。這三個地區，在太平軍平定之後，由曾、李及其同僚分別建立了國防工業，在上海有江南造船局，在南京有水師學堂，在福建有馬尾船廠，北洋有現代裝備的北洋軍，湖北也有現代裝備的新軍，這些都是國防工作的新事業。他們辦航運、辦兵工廠、辦鋼鐵廠、辦電報局、開電燈廠、開煤礦、開鐵礦，從曾國藩到張之洞，這一批不同地區的人員，都為了同一個理想，要做好近代化的工作。
近代化的財源從哪裡來呢？政府沒有錢，歷經幾次賠款，政府已經相當窮困，光靠厘金也不夠了。海關稅不在中國手裡，自庚子之亂之後，中國的海關稅是由外國人收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把這些花錢的洋務辦好呢？這些洋務大臣的辦法是收集民股，調動民間的資源，用官督商辦的名義，公家發動一個事業，由當地的紳士與商人包去經營。這種買賣當然不會虧本。最初清朝的辦法是買洋槍洋炮來裝備軍隊，這些洋務大臣則是想自給自足，除了武器以外，將製造、礦冶、運輸、交通、通信……所有配套的設施，一一辦起來。這些配套的裝備大多是跟民生工業有關係的，也有相當的利潤，所以要招收民股事實上並不困難。
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到最後的盛宣懷，他們在東南、華南、華中的洋務推動工作大多用官督商辦的模式。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那些企業的規模並不大，但在開創之初，也不能算小了。由無生有很難，由小變大就比較容易了。曾、左、李、盛等人開創的事功，要從沒有章程、沒有前例可循、沒有市場結構之下，辦成這些事業，的確不容易。調動民間資源，也要有相當的辦法，一方面商人指望將來的利潤，甘心參加運作，另一方面勸募參加股份的士紳商人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褒獎，例如，一個虛銜的官職，滿足募集股份有功之人的虛榮心。
洋務工作，實際上是無中生有，將中國的現代工商業一步一步建設起來。相較於德國、日本及俄國等舉國致力投入近代化的情形，中國投入的人力財力，都不夠大，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缺憾。但是整體來說，這是中國近代化的開始，這一分意義是相當值得紀念的。
接下去再說曾國藩的辦事精神。曾國藩有一點值得表揚的，是他堅毅不拔、不屈不撓的「挺」勁。他自己說過，他做事有一股挺的精神，挺，就是挺住、挺下去，挺得過要挺，挺不過也要挺，就是要挺過難關。他是不是受過考驗？是不是都能挺過呢？有一次在安徽跟太平軍作戰的時候，因為戰略錯誤而大敗，損兵折將，他的好友也陣亡了。曾國藩氣惱自己，投水自殺，看來他的挺勁也不是完全真正實現的。從水中被救起來後，他發誓從此以後要挺下去，不管艱難困苦，不管多大困難、前途茫茫，都要熬下去。做大事業的人，一定要有堅毅的決心，絕對不能中途停頓下來。一旦中途停頓下來以後，前面的一切努力，全部化為烏有了。
曾國藩另外一個長處是他不貪財。左宗棠也不貪財。李鴻章是有一些財富，但是和他經手的財富相比較，也沒有到離譜的程度。李鴻章在投資中也動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得到了不少利潤。他並沒有賣官，或是將國家的公款納入自己口袋。盛宣懷倒是假公濟私為自己圖了私利。以曾和左而論，他們都是相當乾淨的，因為他們都是很好的儒家學者。李鴻章書雖讀得不錯，但他是個官吏。盛宣懷卻不是學者。真正是學者的人，他由學問上得來的良心，應當是維持他不貪污的一個重要因素。
曾國藩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肯找接班人，並不戀棧。他曾經說：要做大事情，第一個要想到的就是要找替手；等到我不能做事情的時候，誰接替我做下去。這一找替手的觀念，相當重要。很多大人物總覺得捨我其誰，做到了一個歲數，還是繼續做下去。這些大人物，總是振振有詞：沒有人接手，非得自己做下去不可。這種想法是一種自我期許，是自負，也是自私。這種人物的罪過是他沒有訓練別人接手。曾國藩就非常注意培訓人才，他招攬人才到幕府做參謀的工作時，就時時觀察人才，加以訓練。他最早的合作夥伴左宗棠，就是他羅致訓練成的一個人才。左宗棠在功名上不過是舉人，但是他非常有才華，後來幫胳賓章做事情。等到湘軍有了規模，曾國藩請左宗棠在浙江也組織一支部隊，由南邊進攻太平軍。左宗棠是曾國藩提拔的一個重要助手，另一個提拔的人才是李鴻章。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幕府里原本是一個並沒有什麼特殊聲望的年輕學者，但是，曾國藩看出這個人膽大、心細、有魄力，曾國藩就特別培訓李鴻章，後來還派他去組織一支淮軍。李鴻章最後真正繼承了曾國藩的工作，在清朝晚期支撐大局。
曾國藩訓練替手的觀念，在李鴻章身上完全得到印證。一個能訓練替手的人，就可以隨時離開。曾國藩在太平軍平定之後，就立刻解散自己的軍隊，不讓自己成為擁有私人軍隊的將領，這樣的胸襟懷抱後來的軍閥沒有一個能趕得上。而他回到中央政府後，以及在擔任直隸總督時所做的事情，總是私下注意某一項事業由某人管，有一人能夠接下去工作，事業就不會因為他的離開而終止。曾國藩在這一方面不貪圖自己獨佔，使自己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
相對而言，李鴻章就不如他了。李鴻章也培育人才，比如說盛宣懷。不管盛宣懷人品如何，今天仍然有許多爭議，但是盛宣懷是個能幹的人。李鴻章訓練盛宣懷作為他的接班人，使得許多洋務工作可以進一步地展開。從曾國藩、李鴻章到盛宣懷以下，中國一直有一群所謂技術官僚的存在。這批人的人數越來越多，從當年辦洋務，到抗戰前的資源委員會，抗戰期間的美援會，以及後來台灣地區由美援會改成的「經合會」、「農復會」、「經建會」一直到現在，都有這些技術官僚，也就是有事業知識的人在做事。中國的金融業、工業、交通業，基本上都是靠這一代又一代的人做出來的成績。一代一代，人數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專業化。追溯源頭，這些人才的根源都是從曾國藩要找替手的觀念上發展出來的。
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會戀棧，不會認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不懂培訓接班人的領袖，通常他的事業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個不可收拾的殘局，因為沒有人曉得如何收拾，也沒有人曉得如何繼續。這實在是很不幸的現象。世上許多大企業往往犯了這個毛病，許多大企業的創業者沒有替自己訓練真正的接班人，有人訓練自己的親屬或子孫，但是並不成功；也有人自負太深，只想部屬互相牽制平衡，而不想讓這些人接替自己的工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