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看看王安石在經濟上的改革。王安石在經濟和財政上所作的改革，往往是要將現有的資源全集中在政府手裡。比方說他仿照唐朝時劉晏辦理均輸，運用政府的力量，將商品運到價格最高的地方出售，如此一來，政府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老百姓也可以得到足夠的貨品供應。這個辦法是相當好的，也很符合當時的經濟需求。但是王安石只想到獲利的辦法，卻沒有管理農業經濟以外的收入財源。當時宋朝的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許多城市相當發達，甚至發展為不錯的工商都市。比如歷史上常提到的四大鎮：景德鎮、佛山鎮這兩個都市都是生產的城市，景德鎮生產瓷器、佛山鎮生產鐵器；漢口鎮、朱仙鎮都是商業中心，也就是商業城市。宋朝在當時得以發展出這四大城市，表示當時宋朝已經出現農業之外的新經濟資源，也就是工商業的景氣。我們曾經提過，宋朝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對外貿易很興盛，這些對外貿易是什麼呢？就是將中國的產品，經過海道運到東南亞、中東去銷售。這些外銷商品的數字相當龐大。舉個例子說，當時湖南出的瓷器並不頂好，卻專門銷售到外國去。這些專門供給外銷的窯並不只湖南有，福建也有、浙江也有、江西也有，很多地方都生產這些專門為外銷而製造的貿易瓷。而佛山鎮出產的小鐵器從鐮刀、鋤頭到鐵鍋、鐵碗、鐵刀、剪刀，這些東西都不單單是給中國人使用的，大部分是要運到外洋。當時中國生產的鋼鐵數量是全世界第一，不僅是全世界第一，而且跟世界第二的義大利比起來要多一大截。中國的鋼鐵之所以生產量那麼大，並不只供中國人用，而是供外銷用。佛山鎮在廣東，距離外商的貿易路線是很近的。後世的一部筆記小說里有「運來風送洞庭紅」的故事，就是講一個宋朝的窮漢，從外貿中掙了大錢。
這種情形並不是儒家觀念的官員可以理解的。儒家以農為本，只想到農業的收入，只想到從勞役跟田賦上去找到政府的收入。實際上當時已經有這樣的新經濟體存在，但是王安石和他的智囊團沒有辦法看到這樣的經濟可能為政府帶來新的收入，也沒有想到政府可以為新的工商業提供新的服務，成為政府的另一個功能。限於當時的時代性，王安石沒有辦法懂得一直在他眼下發生的情形。不但當時人不懂，連歷史的史書上也沒有記載。直到今天，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研究史料，我們才發現當時宋朝的經濟體是如此龐大、如此富有。也就是因為宋朝經濟如此發達，所以即使後來北宋被金人消滅，南宋半壁江山依舊維持一個偏安的局面，而且人口還不少，百姓生活也相當不錯，並且維持了一百多年。我們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可以發現，他認為當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世界最高的。再由宋朝的一些文學作品如小說戲曲中也可以發現，南宋時一般小市民的生活是相當不錯的。但是當時南宋政府並沒有注意這個現象，當時的歷史記載也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這是一個時代性的偏差。
假如宋朝是一個企業，則這企業裡面的決策人員、行政人員都沒有了解到這可以開發的另一項商品，可以打開的另一個市場，而只局限在自己本來有限的商品項目上，只想在本來的市場上盡量去獲得更多的收入，而忽略了開拓新天地、開拓新疆域。
宋朝在歷代裡面，可以說是對儒家最優厚的。尤其是受儒家教育的儒生，在宋代可以說是如魚得水。整個宋朝政府是靠儒生的文官維持的，但是儒生受了他們意識形態的限制，不會去考慮新的問題，他們所想到的就是農業為立國之本。這是很局限的一個角度。宋人常常考慮到前人的例子，考慮到政策對農人好不好，會不會損害到國家的根本。儒家的意識形態常常令他們去推敲一個人的動機，推敲一個政策的目的，而不去推敲一個政策執行後的效果。
再以企業角度來看，假如一個企業里的管理者受到狹隘的意識形態的限制，他的訓練使他只能從某一觀點去看事情，那麼這樣的企業沒有開展的可能，反而會老化。訓練人要從多方面訓練，吸收新人要由多方面吸收，新陳代謝不只是在執行人而已，不只是企業的工作人員，而是這個組織、企業的想法觀念都要經常不斷的更新。任何保守的想法，都會導致企業的崩潰，導致企業本身的失敗。
在中國歷代各朝裡面，宋朝不算差，民間的成就也不算差，一位我們非常佩服的前輩史學工作者陳寅恪先生為鄧廣銘先生所寫的《宋朝歷史研究》的序文中提到，宋朝是一個思想最自由的時代。話是這麼說，但思想自由是因為當時文網不密。在上層士大夫中，思想其實是相當不自由的。他們受儒家本身固定的意識形態限制太多。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學問、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也不是在執政者的意識形態，這些都受原來格局的約束與限制太深了。所以陳寅恪先生說天水一朝（宋朝）是歷代文風最盛的時代，這話是對的。但是任何為了意識形態而訓練的人，他一定受到意識形態的保護，而不能跳出意識形態去看別的問題，因為他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有太深的信念。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要訓練一個幹部就要沒有意識形態，任何一個企業的幹部都有起碼必須認同的東西，做任何事一定要敬業。敬業是一種做事的精神，而不是意識形態。宋朝的儒生修養都很好，大多數人都是正人君子。我們看宋朝的列傳，的確大多數人的道德文章都很好。但是這些人一輩子所受的訓練都是為了道德文章，不是為了管理政府，不是為了開拓一個新的局面。由這樣的一批人把持政府，當然新政不免失敗。
從實際例子來看，司馬光寫了一部《資治通鑒》，《資治通鑒》里常常有他的暗喻，我們看他批評歷史、評判過去的時候，他的角度幾乎都是從道德上出發，對一件事該做不該做，他是以道德的標準來衡量，而不是以老百姓的利益、國家的安定來衡量。他常常是以目的性的、手段性的裁判角度，判斷一件事的可行性，這使得他看事情皆以單一的角度做判斷。司馬光在《通鑒》中自己加評語的部分，看歷史的演變可以看得很長，深度也很深，此外他文章也寫得很好。但是他不是一個很好的管理人員，更不是一個能針對當時情況設計最恰當的政策以改革結構的人。
宋朝儒學一個很大的成就就是有一個理學的系統。理學在宋朝一步一步開展，到了南宋朱熹時到了頂點，變成一個非常龐大、非常豐富的哲學體系。朱熹能力強、學問好，但在處理實際的政務上卻不能有所作為。小的事情他可以做，但是大的事情他就沒有辦法處理。他沒有辦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他沒有辦法駕馭複雜的問題，他更沒有辦法說服他的朋友或敵人認同他的觀點。所以，他的成就是在哲學方面。宋朝的毛病是找了一大批沒有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去做政務的工作。
台灣地區現在也是找了一大堆高學歷的人來擔任行政主管的職務，擔任地方政府的決策職務。每個人都是由專業科目訓練出來的，但是所受的專業科目沒有一項是教你怎麼樣為台灣地區籌劃方向，沒有一項是告訴你怎麼樣從一個長遠的角度來為台灣地區制定政策。地方政府的高級首長，他們受的是專業的訓練，不是通才的訓練，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在專業的範圍之內，每個人都很稱職，但是一離開專業的崗位，就不能真正發揮。很不幸的是每個人所在的位置都不是應該給的專業的位置，每個人放的位置都是專業以外的工作。在這個情形下，我們擔心的是，宋朝的毛病會在今天重演。現在內耗的情形：精力的內耗、時間的內耗、信用的內耗，與宋朝政府經歷過的很像，我希望這只是過慮而已。
台灣地區的企業界也常常犯這個毛病，學的與用的不能配合。信任的人之所以能得到信任，往往不是因為他的能力，而是因為其他的原因。高級的管理人員、高級的決策人員並不是專業的。更糟糕的是很少企業累積了足夠的資訊，更沒有一批人去專門搜集有用資訊。社會上也沒有一個單位，受雇為一個企業搜集有用的資訊。於是往往由個人的關係去尋找解決的辦法，而不是從專業的角度、長遠的角度、開拓新局面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想這是台灣地區的企業沒有辦法提升的最根本原因。怎麼樣訓練各式各樣的專業人才與各式各樣的通才，並使得專業和通才互相配合，成為一個良好的管理結構與發展機構，這恐怕是目前最應該考慮的事情。甚至最簡單的R&D（研究與開發），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做得很好，大部分還是承包外人研發出來的東西，做承包商的工作而已。自己沒有做到R&D，問題就在我們專業的研究人才沒有用在研究上，而專業的管理人員沒有用在發展上，這兩個專業之間沒有交集點，在公家是如此，在私人企業也是如此。台灣地區要真正走入發展地區之列，這些問題都要克服。教育應該在這方面多做改進，使得將來的教育單位做的不只是給一個學位，不只是訓練學生考試，而是有計畫地培養各種的專才，同時給予通識的訓練，使得每個人在不同情況下都能既用到他專有的才能，又能有廣闊的見解。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做得到的。不過，不論多麼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