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以公司的組織作比喻，則唐朝因為是單一首長制，所以調節轉圜的空間相當有限。一個董事長做錯了事，就全盤皆輸。一個董事長不聽勸解，縱有再好的人才也無法發揮。以唐玄宗為例，他前半段有一些非常好的輔佐，如張九齡、姚崇、宋璟等都是非常好的宰相。所以唐玄宗在年輕的時候，可以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基本上，開元時期老百姓生活相當不錯。到後半時期，他老了、也懶了，身邊沒有賢良，反而任用了一些能力差、有私心的宰相。開元、天寶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唐朝的情形與漢朝很不一樣。漢朝即使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亂子，國家依然可以維持相當穩定的局面。一個好宰相通常可以平衡比較差的皇帝。但唐朝就本行了，在單一首長制之下，皇帝享有的權力是絕對的大，政府平衡他的機會、力量就相對的小了。如果皇帝用錯人、做錯事，政府就一籌莫展，非垮掉不可。唐朝在唐玄宗以後就垮過好幾次，因為玄宗以後的皇帝多有剛愎自用的毛病，不聽勸，而且信任有親戚關係或說好聽的話的人。雖然我們常道漢唐盛世，但是唐朝自天寶以後，老百姓的生活是很不好過的，政府提供的服務也很差。這幾乎是單一首長制的國家都會出現的問題。
總統制與內閣制相比，總統制比內閣制的效能要差很多。總統制是單一首長制。比如美國，政府雖然是總統制，但是因為有公開的輿論，有兩黨競爭、輪流執政，單一首長制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做不好就換掉。但皇帝不是說換就換的，也不能把皇帝罷免再選一個新的。所以皇帝制的單一首長沒有可以制衡他的力量。中國從唐朝以後一直到清朝，一直都是單一首長制的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相當不幸的一點。從唐朝到清末有一千多年，這中間中國基本上一直沒有發展出民主制度。
我們不能在內閣與總統平衡的情況下，還讓單一首長一權獨大。我們必須要了解，不能因一個人好、或者我們喜歡一個人，就讓他一直掌握權力，到最後尾大不掉。領袖的品德固然要緊，但是一個人掌權的時間太久，一方面年歲大了、精力衰了，能力也相對地減低了；一方面一個人在高位久了，周圍經常有阿諛恭維的話，使他不再有反省能力，不再能聽不同的意見、有不同的想法。這就是權力腐蝕人心，絕對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蝕。等到領袖被腐蝕而不自覺，而大家還盼望他如同從前一樣好的話，那就是個虛假的願望了。一個原本我們覺得有能力的人，在單一首長制度下，也不再能夠有效地領導。這對於國家本身和老百姓而言都不是好現象。將國家的前途寄託於一個傑出而強勢的領導者，不但是中國人的毛病，外國人也有這樣的毛病。像俄國人也常常說一個好的沙皇解決一切。中國人常常盼望一個好的領導者，可以完全依靠他，甚至希望這個領導者有很多的權力，建立一個強固的領導中心，國家就可以安定。其實不然，這樣的想法往往害了領導者，也害了全國百姓。把全國的福祉交給一個沒有反省能力的首長後，沒有任何糾正的機會，也沒有任何幫助他糾正的機制，這是很危險的事。
下面我們還是回到唐朝本身，來討論唐朝的問題。我們從安史之亂以後的肅宗、代宗、德宗，這三個朝代，來討論三個朝代中幾個重要的人物，看看他們的作為，由不同角度來看單一首長制的缺陷。安史之亂以後跟貞觀時候相比，同樣是單一首長制，在皇帝完全掌權的情形下，情況卻有很大的差別。唐太宗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他雖然雄才大略，花了許多資源和費用開疆闢土，但是國家情勢仍然很好；主要因為唐太宗有值得信賴的宰相，如房玄齡、杜如晦等人。他們為皇帝薦用賢良，作出正確的決策。但是他們的作風縝密，他們為皇帝所作的建議外面並不知道，不爭功不奪權，一切光榮都歸皇帝。他們支持政府打仗，大將立功，但是他們卻沒有功勞。其實他們是支持作戰的將領，不斷地提供資源，使大將能在外面立功。他們也不搶重要諫官的光彩。唐太宗身邊一個相當有名的諫官魏徵，常常勸太宗不要做這、不要做那。房玄齡和杜如晦不但幫助諫官勸諫太宗，也儘力並維持太宗對諫官的信任。這兩位賢相，在維持唐太宗君臣的關係以及朝廷的和諧上有很大的功勞。但是他們並不出風頭、並不認為只有他們建功立業。
在這段時期，宰相的角色是作為一個設計者，只是做規劃而已，並不干預到執行的方面。單一首長制在此時實行得很好，一方面也是因為唐太宗個人比較肯聽別人的建議，能夠得到許多不同的意見，使得他可以從不同的想法中作出最好的裁斷。
相對來講，安史之亂以後，唐朝有一位李泌，他連續在三朝皇帝手下擔任重要職務。在安史之亂後，玄宗逃到四川，肅宗留下來編集散亂的兵力，準備反攻。李泌就是在那時到肅宗身邊工作的。他當時年紀很輕，就得到天下重名。他平常的表現不像做官的人，常常一襲白袍；他的作風就是不讓大家知道他是皇帝身邊重要的謀臣。他是相信道教的，不願意做官。即使後來官拜宰相，也常常要請辭回家。
李泌對唐朝的中興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他的意見皇帝並不是都採納的。皇帶並沒有聽信他的幾個重要的建議。比如說，他向肅宗建議，安史西犯，唐朝的軍隊應該是一支擋住東邊、一支擋住南邊、一支由北邊進攻到安祿山和史思明的老家。這個策略其實相當不錯，但是肅宗並沒有採納。到了德宗時，吐蕃進犯，當時唐朝西邊有回紇，更西邊是大食，南邊有印度，雲南地區有正在興起的雲南國，也就是後來的南詔。吐蕃是在西藏地區的一個中古時代的政權，相當強大，是當時唐朝的大敵。李泌建議，利用回紇、大食、天竺、雲南這四支力量，圍攻吐蕃的後面 。這是一種遠交近攻的策略，在國際上合縱連橫是常見的手法。這幾個重要的問題，李泌其實提供了相當多的好建議，但是皇帝都沒有採納。唐朝這三個皇帝：肅宗、代宗、德宗都是相當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猜忌心甚強的皇帝，光以德宗為甚。
再來看看當時的經濟情形。唐朝初年的時候，均田制實施得很不錯，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種，納稅的方式是一部分地租、一部分勞力、一部分自己出產的絲織品，也就是以實物作為地租。在唐初剛剛由南北朝轉變過來，還沒有完全發達的情形下，這種實物地租、勞力租稅的方法，對國家是相當有用的。同時府兵也不用國家花很多錢，就可以自給自足。此時的經濟形態等於是大的租戶和小的佃戶之間的關係，全國的農夫就等於是國家的佃農，這種經濟形態是相當簡單的，並沒有強大的貨幣經濟，仍是實物經濟。到了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已經有了貨幣經濟，而且南方也得到相當的開發，中國經濟的重心已經轉到江南一帶。此時人口和土地無法相副，均田制已經不再平均；人口不斷增加，和土地之間的比例不斷地改變，區域性的不平衡尤為顯著。以均田制度作為基礎的納稅制度脫離了現實，加上府兵毀壞以後，政府必須耗費相當多的費用養常備軍 。
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必須維持一個強大的作戰武力，又必須維持地方的武裝力量，費用是相當龐大的，在稅收不夠的情況下，就必須開闢新的財源，建立新的財政政策。所幸德宗有兩個重要的財經專家，幫助他解決間題。一個是劉晏，他擔任的是轉運使，後來等於是負責了全國的財政籌劃。他訂出了兩個辦法，第一是當時政府在各地收了許多實物，如絹、帛、糧食和食鹽等等，但是因為戰亂的關係，物資交流並不算頂好。於是劉晏就派一些走路很快的信使，到全國各地去勘查物價，然後將最賤的貨物運到最貴的地方出售，如此一來，老百姓可以得到較便宜的物資，另一方面政府也得到相當的利潤。對於鹽也是一樣的方法，政府把鹽運到鹽價貴的地方儲存，等到鹽價太貴，公家的鹽就立刻可以用。政府又將鹽場出產的鹽賣給鹽商，讓鹽商自行調整利潤，找最貴的地方賣。如此，鹽價就可以一直維持平穩，也不會有鹽量分配不均的情況了。他的方法是配合當時出現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以政府手上的財富作為籌碼，使得政府可以得到利潤，老百姓也不會有缺乏物資或物價太高的困難。他的原則仍以老百姓為優先，只要老百姓有足夠的收入，政府的稅收就會增加，不必再增加其他的苛捐雜稅。
第二個辦法是在糧食短缺，但還沒有釀成嚴重災難的時候，將囤積的物資拿出來接濟百姓。這樣，老百姓就不至於窮困，如果老百姓很快就度過困難，生機就不至於太壞，這樣就可以很快地從災難里恢複起來。基本上，唐朝政府下的大部分人口，並沒有受到太多天災人禍的威脅。老百姓富足了，同家的稅收也就多了——這是劉晏的一般原則。平抑物價以及預防災害兩點，都是使得老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夠的財源供給開銷。
當劉晏剛剛擔任轉運使時，全國納稅的戶口只有二三百萬戶，到了他任期終結時，納稅人口增加了好幾倍。劉晏手下也有很多助手，他訓練他們成為盡責、能幹、清廉、精明的一群人。同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