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魏到北周，幾次君臣通力的合作，使得中國經過一次一次的融合之後，不再分彼此的界限。如果我們綜合前面，由漢朝以來，中國這一個共同體，歷經了諸葛亮的整合，王導在南方的整合，及王猛、李沖、蘇威、蘇綽在北方的整合；這一系列的整合工作，可以說是一步比一步更徹底。這群賢臣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的著眼點並不是短時間、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以長時間力考慮，把族群的矛盾擺在一邊，把族群的利益擺在一邊，致力於族群的整合。這個工作是一點一點嘗試出來的，工作的步驟也是逐漸進行的。中國的問題，常在中央無力後，各地有地方豪強。這些地方勢力有相當的獨立性，不聽命於中央。諸葛亮時整合的程度比較淺，也不是很成功，地方大族還是一直留在地方。南朝整合得也不算成功，地方大族還是地方大族。北朝整合得比較成功也比較徹底，其原因應該在於北朝參加整合工作的漢人知識分子，能夠貢獻中原漢文化長期孕育的知識。北朝的統治者來自少數民族，缺乏這些知識，在一方需要、一方供給的情況下，竟能充分合作。我們必須知道，不論是胡人的大族，或是漢人的大族，對於整合的工作，都不是完全贊同的，所以每一次的整合工作都相當辛苦。上面講到的整合工作過程中，北朝的三個階段，基本上也都注重到怎麼樣讓有才幹的人出來為政府做事，不管他的出身背景與世家大族的淵源。用人唯才的作風，是這些改革能成功相當大的原因。漢朝這樣大的一個集合體，在分裂以後，經過一次次外力的侵犯。以公司來講，就是經過一次次外力的襲奪，奪取經營權，終於經營的主體還是漸漸上了軌道，重組了管理組織。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從漢代覆亡以後，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好幾代的努力，北朝才得到這樣的成果。相對的，南朝的失敗，可能就要歸因於王導和他帶下來的這批北方貴族，他們的私心太重，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地位，一直保持所謂僑郡、僑縣，成為獨立自主的單位，甚至侵佔土地人口，盡量攫取最大利益。北方來的人和南方的人的融合，始終不如北朝做得那樣的成功，私心，是很重要的緣故。凡是人有了私心，就不會做好事情的。同樣的，南方的地方豪強也是私心很重，從來不想接受北方的流民，使得北人和南人一直處於對立的局面。凡是取得地方政權的當地豪強或北方大族，都不曾為了更進一步的融合而努力。雖然宋代採取土斷政策，使得北人的戶口變更到南方，但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卻一直沒有解決。南朝之所以失敗和北朝之所以成功，和經營者的心態有相當大的關係。
我們如果再一次拿南北朝的經驗作為公司結構或者企業的兼并來看，北朝是胡人進入漢人社會的情況。胡人人數少，也不習慣作為一個大帝國的經營者，而漢人累積長期治國經驗的士大夫還是繼續儒生的傳統，接受經世治國的教育。雖然王猛並不屬於世家大族，但是他仍然有機會接受這樣的教育。少數的統治者在經驗上和程度上都不如被統治的漢人時，他們起用漢人的精華，借重有才幹的知識分子，與有力量的大族。在逐漸融合的過程中，這樣的做法比較順暢。少數人容易適應多數人的環境，而在少數人無法為多數人做決策和管理時，自然要依仗多數人中的精英為他們擔任決策和高層的管理。在這樣的管理結構中，漢人既然有份參與，而且他們豐富的治國經驗又得以施展，自然埋怨就少了。
如果有一個小企業，吞併了一個大公司，在小公司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經驗，不足以管理大公司的情形下，必定要借公司原有的幹部，才能把大公司管理得更好，這樣新舊的融合也會更順利。反過來看南朝，由北方下去的司馬氏與王氏，本來就是西晉的一批精英，帶過來的兵也不算少。荊州的上江兵和揚州的北府兵，基本上也都是北方的難民，逃到了江邊不再渡江南下，而組成兩支部隊的骨幹。這兩支部隊也成為南方部隊最重要的成分。江南的士族數量雖然很多，也有優勢地位，教育程度也不算低，可是和北方來的人比起來不見得占很大的優勢。因為北方由西晉下來一批武力，擁有長期的治國經驗，又有一批相當能幹的流民，當他們進入江南的時候，並不需要做很多的遷就。比如南朝的王室，不僅東晉的司馬家是北方人，後來的宋，齊、梁、陳也都是以北府兵為基礎的北方流民所建，並不是南方人。因此江南的世家大族在南朝的結構中往往不能任第一流的職位，只能任第二流的、陪襯的職位。至於江西、湖南，甚至廣東的地方豪強，在經驗能力上更不能和江南的世家大族比，雖然他們也吸收了不少北方的流民，但是因為這些流民多半是散的，並沒有北方士族，也就很少有治國知識的人。南朝的最後一個王室，陳朝，它的創業君主是內地的大族，由湖南，江西一帶崛起，最後由廣東帶著江西、湖南、廣東的兵進入建業，建立了政權。陳朝國祚太短，這些程度比較差的人並沒有時間向世家大族學習治國的經驗。因此整個南朝基本上都是由北方的世家族以及知識分子掌握最多的資源，他們也沒有向南方的世家大族做必要的遷就。雖然剛開始時王、謝兩家，尤其是王導，他的政治作風是比較開明的，他和南方的世家大族交朋友，但這只是他個人的行力。整體來講，北方的人一直居於強勢的位置，並沒和南方的人真正融合。土斷的工作是取消北方流民的僑郡、僑縣，變更為當地的行政系統，不再有北方與南方兩套行政系統並存的情況。可是土斷隻影響到一般的戶口，並不能影響管理人員跟幹部。
假如拿南方的例子來看，就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大公司，帶著它的幹部去管理一個甚至幾個規模比它小一點的公司。這個大公司帶進去的人包括他們的領導者和幹部，他們有足夠的力量統御整個局面，因此沒有努力去吸收已經並進來的新公司裡面的人才，融合的工作也就無法做好。南方後起的地方豪強，也漸漸進入勢力圈，可以說是幹部的下層。因為他們掌握了一些資源，有恃無恐，因此沒有經過測試精英的過程，也沒有循著一般升遷的管道，只是憑著兵力，趁亂打進了領導階層；也憑著兵力割據了一塊地方，自己成為地方勢力的領袖。這些人只會使原來的結構更加離散，對整合一點幫助也沒有。
由以上北方和南方兩種經驗來看，兩個組織融合，心態是很重要的。假如形勢是以弱持強，並不一定是壞事，反而可以讓強的一方融入弱的一方；假如形勢是以強持弱，則弱的一方永遠處在受壓迫的地位，強者不太會自動讓步的。只有真正有氣度、想要建設的人，會掌握這種不同的形勢，不管是以弱持強或者是以強持弱，都會以開闊的胸襟去吸收當地最好的人才，也會想辦法做進一步的融合。像北朝的苻堅、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武帝，這幾個人都很能理解自己的弱勢，進一步能掌握到強勢力量的幫忙和合作，胸襟開闊又眼光獨到，既能看得見情勢，又有容納的雅量，甚至能努力壓制自己族人眼光不夠者，使他們不會形成改革和融合上的阻力。南方呢，除了王導曾徑有過很開闊的氣度，能夠容納南方的大族，其他的北方勢力並沒有努力接納南方的大族，也沒有努力接納南方的才識之士，這可以說是王導的一大失誤。南朝對世家大族有相當分明的社會等級劃分，北方的王、謝是第一等，江南的朱、張、顧、陸是第二等。這種層次分明的等級更妨礙了他們吸收賢才、擴大基層的工作。南宋及梁朝都曾經相當努力地想要把世家大族的力量打垮，但是他們晉用的都是一些武人，並沒有引用地方上能治國的賢才。
同樣的，東晉晚期到劉宋初期土斷的工作，甚至廢除奴隸的工作，都只是為了消除王權的敵手，消除世家大族對王權的威脅，並不是真正想要做好融合的工作。這種大公司并吞小公司通常不會很順利，小公司的幹部到最後不是無心做事，就是離開公司，大公司便需要以有限的人力去顧全原來顧不到的地方，以三五個人去做十七八個人的工作，在人力的支配上當然不易做好。
從諸葛亮在四川和南中的例子來看，諸葛亮帶進四川的荊襄之士，人數雖不算少，但也不多，蜀漢絕對要依靠巴蜀兩地的世家大族，要仰仗四川的兵源和物資。諸葛亮對四川的融合基本上是相當成功的，四川的賢俊都可以在蜀漢政府升到很高的位置，幫助諸葛亮一起管理巴蜀。往南進到南中的時候，他只是將幾個地方豪傑帶進中央政府，做一些不是頂重要的職位。他也沒有辦法將巴蜀的人才帶進南中做管理的工作，依然要靠南中當地的土豪、當地強大的地方勢力來管理南中，使得南中反而出現了一些世襲的地方官。沒有將南中和巴蜀成功地整合在一起，所以雲南、貴州地區的獨立性並沒有因為諸葛亮南征而減低。一直到了南朝，南中仍然是遙遠的地方，和南朝的政局沒有多大關係。諸葛亮在巴蜀的經驗就好像北朝的經驗，是一個弱勢力量進入強勢，所以雖然是統治階層，依然要儘力融入當地的社會。相對於巴蜀，諸葛亮進入南中就是強勢力量進入弱勢，所以儘管以諸葛亮這樣一個公忠體國、嚴正公平的人，他仍然無法有效地將南中融化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