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的後果是分裂，重整崩潰是三國時候的事情。講到三國，就不能不提諸葛亮。諸葛亮與他的家人朋友們，在東漢已有亂象時，遷移到離首都洛陽有點距離的南陽居住。南陽離洛陽遠到不必沾惹現實政治，近到消息相當靈通。此地人才多，學術風氣活潑。在這一片肥沃的學術土壤，諸葛亮與友人們規划了漢亡以後怎樣重整中國的方略。三國時諸葛亮三兄弟分別在魏蜀吳三處工作，都擔任相當重要的職務，在魏吳的名士謀臣中，也不乏他們的故交。可是他們這批人，大約只有諸葛亮自己能發揮才能，至少做到了安定四川的工作。自從《三國演義》流行，諸葛亮的形象是有智計通權術的軍師。實際上，他是卓越的行政人才。他對於軍事，也未必以智計見長，而是十分注意管理。所以，諸葛亮的敵人司馬懿，對他最佩服的是行軍安營有規矩——這是管理有方的表現。諸葛亮在《出師表》 中，推重的軍事人才向寵，從來就不見赫赫戰功，卻是軍事管理的好手。
諸葛亮只是整合了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在他的願望中，蜀漢整合成功的話，將來全中國的整合就可以按照蜀漢的模式。諸葛亮是一個強勢的CEO，劉備相信他，後主阿斗當然更聽他的話。在諸葛亮的經營結構中，內廷完全被刪除，但是諸葛亮死後，內廷又死灰復燃。太監黃皓在後主的時代干政，但後主其實並沒有內廷組織，只是黃皓等人在後主身邊作祟。諸葛亮在世時，已有些問題。《出師表》中所說，宮中府中均為一體，賞罰不應當有差別，這一段話反映當已有了宮中不公的現象。諸葛亮死後，蔣琬等人撐不住黃皓干預朝政，逼得姜維不得不躲開。
諸葛亮的CEO權力與他的繼承者蔣琬、費褘是有很大差別的。CEO的制度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相當密切的關聯，諸葛亮之所以能成為這樣的CEO，是因為他的誠信為大家所相信，大家相信他不會因為個人的利益而濫用職權，也知道他定了一個法律，連他的兒子、侄子、最親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樣懲罰。嚴而明，是他讓大家信服的原因。嚴而明之後是誠與信，他時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問題也一定嚴加懲罰，決不寬貸。有人認為他是法家作風，不是儒家，在重整的時候，這是難以避免的事。他想將蜀漢的結構帶回到西漢武帝後的結構，但是太困難，他做不到，因為蜀漢地方太小，猶如企業的市場太小，沒有辦法以這樣少的客戶維持那樣的結構，更不用想與強大的競爭者爭天下了。
諸葛亮在《隆中對》 中為劉備籌劃的大戰略，原是以荊州與益州兩支力量，鉗形攻勢，分兵合擊，應能與曹操爭衡。在關羽失了荊州，劉備負氣東征失敗之後，蜀漢實力削弱不止一半，《隆中對》的大戰略，已不易實現。正如企業界的競爭一樣，兩個對抗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間實力差距太大時，即使有可以借力的形勢，弱者也未必能討得多少便宜。諸葛亮在四川的局面，實力太小，資源太薄，若不開拓新疆域，遑論北伐中原，連拖延生存，也不容易。因此，諸葛亮非得向南進展不可，這是避開硬市場，先取軟市場的策略。商戰中的弱者，若能從軟市場先賺足容易錢，再以此本錢，向強者挑戰，爭奪硬市場。諸葛亮在剛夠喘氣的時間，翻山越齡，五月渡瀘，深入今天的滇緬地區，也只是為了取得南中資源：馬匹、銅鐵……以及南方的兵源。他也開發涼州，取得羌人支持，也搜羅像姜維這樣的人才。
諸葛亮自己的本錢太少，必須與當地豪傑結合，因此並不剷除他們的勢力。為了開發新市場，諸葛亮找了許多合伙人，合伙人和股東不同，要求合伙人和要求股東的情況也是不同的。他在開發四川初期就帶去許多幹部與當地勢力結合，他自己兼任丞相與益州牧兩項職務，作為溝通的橋樑，以個人的誠信、威望和親和力使這兩股力量結合。當時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強大，劉備帶進四川的荊襄人士又少，如要重建漢時的政府結構，在缺乏本錢又要應付巨大開銷的情況下，非將就當地的勢力不可。他就以合夥的方式與地方合作。諸葛亮給予當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權力，其情形很像包辦特權自負盈虧，如同公司有許多承包的分銷站，承包政府的法令，也為政府收稅，也為政府維持地方的繁榮。但承包的地方勢力一定也可以得到相當大的獲益，其中極重要的一部分，即是要保證他們在整個政府結構中，擁有一定的力量與位置。
這種做法，相當容易淪為東漢末年的情形，地方勢力把持州郡，中央架空了。諸葛亮的做法是用嚴刑峻法，你要當我的承銷商就要守我的法，否則我寧可廢掉這個承銷商，這是他堅守的原則。所以諸葛亮無法把荊襄入川的精銳融入四川的地方勢力，但是他可以讓四川的豪傑接受他的委任，執行交代的任務，甚至提供足夠的兵力，支持他作征伐中原的本錢。蜀漢由荊襄帶來的老本雖然未在四川消耗，但人民會累，年歲會增，所以在諸葛亮《後出師表》 中，就道出老人損折死亡殆盡，時不我予，非借重當地的新生力量不可。這個局面跟當年台灣地區蔣經國時代很像，老本虧損光了，大陸帶來的軍隊與精英老去了，如果不與地方勢力結合，就沒有辦法維持。現在的情況也與諸葛亮時代一樣，新生勢力是壟斷性的，也是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地方豪強壟斷了當地政府。
諸葛亮重整漢朝結構的工作，只有部分成功，他只能用南中自己本身的勢力開拓南中，與當初開發四川一樣的方法、一樣的手段開拓南中，使南中人寧可接受他，而不接受別人。他的信譽靠得住，他講的話算數，南中的開拓使得蜀漢增加了人口、土地，也取得了南中的資源，使蜀漢增加不少力量。如果在開發硬的市場有困難時，可以利用新的資源開拓新的市場，終究還是可以維持公司。但是這種軟市場的維持是有限度的。在南中，諸葛亮永遠無法重建漢朝的結構。南中地方豪傑的獨立性比四川還強，他的「公司結構」是非常鬆弛的，即使諸葛亮多活幾年，他也未必能有進一步的整合。
諸葛亮的例子給了我們一個教訓：本錢不夠時很難勉強做大生意。諸葛亮是受了時代的壓迫，一定要以小本錢做大生意，他只好向市場屈服、向資金來源屈服。換句話說，本錢不夠，借錢做生意，則債主卡死我。我的開拓是假的開拓，不是真實的開拓。諸葛亮靠他個人的信用去貸款，靠他個人的信用硬把產品押出去，仍是無法長久維持的。諸葛亮可佩，是因為他的使命感。使他明知不可為卻仍然去做。在商業場合上，卻是不能靠使命感辦事，不能做形勢不容許的買賣、形勢不容許的擴張。諸葛亮在《隆中對》中，預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為，他沒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錢少了一大半，沒有想到要開拓軟市場，也沒有想要借貸。但是因為董事長做錯事，劉備把荊州的這筆本錢壓在賭桌上，一把輸光了。關公麥城敗亡，劉備不聽諸葛亮的勸告，集合全國的力量，連營七百里伐東吳，這個意氣用事的豪賭，把本錢折掉了一半。換句話說，諸葛亮收拾了殘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錢，做一倍半的買賣——當然辦不到。劉備董事長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卻要由諸葛亮來收拾殘局，諸葛亮送掉了一條命，卻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漢之所以敗，並不是敗在阿斗手上，是敗在劉備的一場豪賭，使得諸葛亮總經理無法挽回。諸葛亮也曉得難以成事，他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為了在情感上報答劉備，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諸葛亮明知後果，所以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五十四歲就死了。其實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結果也未必改變。
由這個失敗的例子對照漢朝成功的例子，我們可以了解到，許多為了達到短期的目的而做的妥協，最後只會變成自己的負擔。還是應該衡量自己的能力與未來的展望，看看所投注的本錢，是否能達到一定的水準。如果不能達到的話，只靠一次又一次短利的累積做本錢，是不會成功的，因為基本的結構既不穩定、實力又很單薄。機會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機會都是稍縱即逝。
諸葛亮看準了有可以借力的機會，可是這個機會被毀掉了以後，他要重新找回機會，機會卻一去不復返了。CEO不只是要管理，董事長不只是要決策，兩個人都要具備廣闊的視野——能夠透視情況、判斷形勢，不能意氣用事。劉備的意氣用事，是為了感情，為了他的義弟關張的冤死。諸葛亮不計成敗，鞠躬盡瘁也是為了感情，為了報答劉備對他的知遇。以諸葛亮的才能，若能一心一意顧全已有的局面，放棄爭中原的大買賣，只做重整四川的小買賣，統一做不到，四川的安定繁榮還是可以做到的。從重整四川做起，吸納當地的賢才管理四川的事，也使得四川的地方豪傑接納外來的賢才，諸葛亮未嘗不能重建政府。以四川偏安之局，還是可以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如果苦撐到晉朝初期出現大混亂的時候，蜀漢未嘗不可以捲土重來。這是在一千多年後，我們可以看到的情勢。可見鞏固自己的基礎，接受自己的實力，野心不要太太，真正高明的賭徒是累積小勝成大勝，而不是孤注一擲——這個是穩紮穩打的辦法。
南中的發展也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