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把周代建立的制度，當成是中國第一個有規模的組織，就必須從周公說起。當然周代以前，中國並不是沒有這樣的組織，但是商代的歷史我們知道的不夠詳盡，並沒有足夠的資料讓我們進行細節的討論。從西周開始，我們才有了比較清楚的歷史資料。基本上由西周以至後來的王朝，我們都可以將王權（君主）當成是董事會，相權（宰相的權力）當成是經理人——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公司或機構的最高行政主管）的位置來討論。王權常常可以影響宰相的決定，但是王權並不能完全推翻宰相的決定，就像一個公司中，董事會和總經理是必須相輔相成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作為的總經理是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帶領著周人推翻了商朝，而周公卻是這個王朝的真正締造者，因為武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制度就死了。相權在周公的手上是相當有力量的，這個總經理是很有力量的，因為他的董事長，也就是成王，是自己的侄子。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完全確定，究竟成王那時是不是只是一個空名的董事長，還是因為信任周公，所以完全交給他去做；我們甚至不能確定周公是不是曾經做過代理的攝政王——不過這些並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列。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公司成立的使命。王朝這樣的公司並沒有一個經濟部的註冊登記立案，它的法定地位是什麼？自西周開始，中國的王權必須依靠一個法定程序，那就是天命——皇天給你的使命，也就是上天承認的統治單位，給予合法地位。
在西周建立之初，西周以天命作為一個宣傳的借口，來說明為什麼一個這樣的小國能向商挑戰，為什麼這樣的小國能統治這樣大的王朝。西周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敵手商王朝，可是居然很快就獲得了勝利，理由在哪裡？周人就以天命作為理由：皇天在眾生之中尋找品德好、有能力的人，賜給他們天命，讓他們管理天下；天命原來是在商人手裡的，但商人是很差的統治者，所以皇天將原來賜給商人的天命收回。用天命為宣傳的口號，使得西周的人民及士兵都很有信心去打這一場看來沒有贏面的戰爭。他們的敵人是不是相信？我們不知道，但至少他們成功以後，敵人不得不相信，這便是歷史上以既成事實來說明合法性。
武王故去之後，周公和召公共同輔佐朝政，二者是平行的地位，周公擔任的是宰輔的職務，召公擔任的是太保的職務，他們是當時最有權力的兩位大臣。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召公管理西邊原來的王畿，周公管理東邊新增的領土。這樣的分界，歷史上無法證明。從青銅器的銘文看來，西周的國土的確有本土與新增國土的區別，卻並沒有西邊和東邊明確的分野。但召公享有充分的權力與威望，則大約無疑。在兩人共同輔政期間，周公以先王的弟弟、今王叔父的身份，可想而知，權力是相當大的，因此也引起了他的兄弟對他的猜忌，認為他會對成王不利。有所作為的人通常會受到排擠，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事。周公當時就處於這樣的環境下，所有的流言都指向周公，認為他會取成王而代之，於是召公也質問他。在《尚書》中的一篇文章《君奭》 中，記載了以下一段談話，周公一開始就稱召公的名字——「君奭」，而他們兩人辯論的內容，卻是關於天命降給誰？在過去許多文字如《尚書》中《召誥》、《多士》、《多方》及《詩經》許多篇中，都提到天命是降給周的。可是，承受天命的是周王，也就是文王、武王、成王這一王系呢？還是由周人集團，周的全體來共同承擔？用一個譬喻：這公司是一人無限公司呢？還是股份共同的有限公司？《君奭》篇的討論，主要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周公對召公說：上天不滿意殷人的管理，於是我們周國便繼承了天命（注意周公在此用的是「有周」，不是周王，而是周國、周的族人。一開頭他就拿定了公司立場，而不是個人立場）。他說：我現在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能夠永遠維持現在的基礎，不知道是否能永續經營，是否最後會有不好的結果，我不敢說。但我們既然承接了天命，就不能放棄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後代子孫一定要認認真真做事，要曉得天給我們這個責任是不容易的，要建立這個公司是不容易的。天現在給了我們的天命，天可以拿走，也可以降給別人，我小子旦沒什麼長處，只有追隨前人作為，輔助現在年輕的君王，以接續這樣的福分。君奭呀！我聽說殷的開國君主成湯，他接受天命時有一大群輔佐的人，他的輔佐是賢臣伊尹，中興的君王太甲，也由伊尹繼續輔佐，一代一代都有賢良的臣子幫助接受天命的君王。統治是雙軌的，並非只有王在掌權。所以商人在這樣的統治下，國家運作良好。君奭，以前上天將天命降給商人，現在商人亡國了，我們這個新邦國接下了商室未完成的任務。我們開國的文王有五位賢臣幫助他建立國家，他的作為及品德受到上天的讚賞，而得以繼承天命，這是因為我們的周王也有一群賢良的臣子輔佐，所以周的天命是集體的。上天之所以降下天命，是這一群人良好的表現得到肯定，天命是降給這一群人的。到了武王，仍有四個賢臣輔佐，幫助武王打敗了商朝。現在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小子旦接受這個工作，為輔佐的人，和你一起，就像渡河的人，肩並肩，一同渡過這條河。這一代輔佐的人就是你我二人，情況正如過去幾位君主一樣，天命是降在我們這一群人身上，你我都沒有逃避責任的可能。現在我們要考慮的，是有沒有人督促我們、勉勵我們，在我們老去以後，我們的作為和美德還能讓下一代繼續承受上天的福分，為天下百姓做事。所以如果我們聽不見別人的聲音，容不下別人的批評，那麼我們一定會失敗。如果我們連人民的聲音都聽不見的話，我們怎麼能讓上帝聽見我們的聲音呢？
整篇文章中周公就是以各種不同的例子與角度告訴召公，要召公與他一起同心輔佐成王。天命是降在周人集團，而非周天子一人，承接天命是一個集體的行為。這種建立自己合法性的觀念，是中國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礎。假設由今天經營的觀點來看的話，公司的地位與合法性，完全看公司的經營是不是成功。這個責任不僅由董事長負擔，也是在經營管理者（CEO）身上。天命不是降給一個獨裁者的——由此可見中國的政治哲學一開始就認為政府的任務是要讓百姓過著安定繁榮的生活，如果這個政府不能做到，則政府就宣告破產。而經營者與管理者所要做到的事，就是讓政府永續經營。一般討論政治哲學很少討論到天命並不是只降給一個人的，各位在電視上常常看到群臣高呼「皇上聖明」，似乎只有皇上才是天命的唯一承受者，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簡單。所以第一篇我特別介紹此文給各位，把這一觀念告訴大家。
周這個「公司」成立了，開始運作了，雖然後來周朝的經營模式有改變，稍後會再談。周朝這個公司的招牌掛了八百年之久。周人天命的觀念是周朝持久的因素，也就是他們自己了解，王朝的合法性是有條件的，必須老百姓接受它，天命才存在，如果老百姓不接受，王朝就失去了天命。我們再來看看管理的方式，周人怎麼樣管理？當時距今三千年前，沒有電話、沒有電腦、沒有網路，甚至沒有郵政、沒有汽車，從國都到另一個地方是要花很長時間的，通常是走路，頂多駕車。訊息的傳達以及市場的反饋是很緩慢的，回應市場的需求常常來不及。周王首都在現在的陝西關中，東北到達北京、東南到安徽，這麼大的領土，周王朝用什麼方式來管理呢？他們採取移動的策略，一個總部是在原有的老家，也就是發源地關中，管轄的區域，往北到達黃河的邊上，往西到達今天的甘肅省東部，往南到達漢中，往東走，到達黃河拐彎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潼關，這是它的核心地區，可說是周人的本家。本家的經營是一個方式，因為本家都是自己人，這個市場是穩定的。
東邊是它開拓的領土，也就是新的顧客，這群顧客包括了各式各樣的人：有東方的夷人，就是山東的人；有北方的戎，就是當時居住在今天河北地區的一批人。為了經營這些不同的市場，周在當地設立了許多「分公司」。當然，在設立之初，他們挑選自己認為最能幹的人，包括信任的老夥計，包括自己的叔伯兄弟與親戚，分派帶隊出去。每個分封的隊伍分配一小塊土地去經營，只要每年回報成果，分公司的利潤甚至不必繳回來。各個分公司的維持靠各自經營自己的地盤。總公司則是一個支援的力量，而支援的總資源，放在新領土的中心成周，也就是殷商的舊都附近。
換言之，老本放在本家不動，只用新賺來的錢做再投資。當一個封建諸侯分封出去時，他所帶的本錢事實上相當有限：他會帶一小部分周王的人，一部分商人遺留的軍隊，以及一部分商王朝有專業技能的人；總部給一些本錢，諸侯自己去經營新公司。諸侯在他所要經營的地方，再用經營的利潤轉化新的資源，作為擴張的本錢。理論上，分封的諸侯在總公司需要時，要支援總公司。總公司在東邊的都城中，設立了一個總部，有時周公會帶著身邊的主要幹部到東邊總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