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陰謀活動的懼怕也影響到了美國對戰時中國的政策。在戰爭的最後一年裡，美國戰略情報局向鄧諾文將軍遞交了一個武裝延安的中國共產黨游擊隊來與日本人作戰的計畫。戴維·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陳述美軍的這項建議。戰略情報局在中國的負責人海普納（Heppner）讓他的副手威利斯·G. 貝德（Willis G. Bird）中校將該計畫送到延安。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於1944年12月15日作為美國軍事代表團的指揮官到達延安。這不久，戴笠便對此有所風聞，於是梅樂斯在美國大使赫爾利於1945年1月訪問歌樂山時，準備向他彙報這個秘密接觸。
赫爾利大使在訪問中美合作所期間受到了隆重歡迎。在戴笠為大使舉行的宴會上，梅樂斯使這位來自俄克拉荷馬的石油家相信，美國國務院正在策劃一場巨大的陰謀，準備向中國共產黨提供軍隊和武器。梅樂斯還主動向大使提供中美合作所的海軍與華盛頓的直接無線電通訊聯繫，以越過重慶的大使館，因為他們相信使館被一心要打敗蔣介石的親共人士滲透了。1945年1月15日，赫爾利向羅斯福總統彙報說，他從中美合作所和戴笠那裡聽說有一個用美國傘兵為共產黨游擊隊領路的計畫。在這位大使看來，這便增加了對共產黨的承認並贊同他們摧毀國民黨政府的目標。赫爾利對鼓吹在國共之間採取中立政策的國務院駐外事務處「中國專家」進一步的抨擊，預兆了冷戰的來臨。戰略情報局歷史學家羅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認為：
委員長祝賀赫爾利對「美國總部陰謀家進行的清洗」。而清洗的確接踵而來。巴雷特上校被拒絕提升為陸軍准將。國務院官員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和西偉士被「赫爾利風」刮出了中國。只有戰略情報局得以倖免，這也許是因為鄧諾文將軍及時趕到了中國的首都，來平息憤怒的赫爾利。
與此同時，魏德邁將軍向中國戰區的所有官員下令，在任何情況下不與中國政党進行協助、商議，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