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南昌機場發生的一起特大火災，燒毀了南昌機場的幾乎所有設備，油庫、彈藥庫的爆炸震動了整個南昌城，在民間引起巨大恐慌。南昌機場是由3萬民工歷時9個月艱難建設起來的新機場，資金來源於「無數海外華僑的血汗、市民的積蓄、婦女的首飾和學童的早點錢」，沒想到還沒真正投入使用，就毀於一場大火。大火發生後一周，關於大火引發的原因開始流傳。其中流傳極廣的一個說法是，這是一起極端惡劣的人為縱火案，縱火主謀徐培根在投資機場中一再失意、一敗塗地，不到一年時間先後投入兩三百萬元，都血本無歸。徐培根的錢是哪裡來的呢？是貪污，是挪用公款購買飛機！到1934年5月底，一紙調令下來，徐培根不再擔任航空署長。此時不銷毀經費的收支賬目，貪污行為必定暴露。於是，在新任署長到南昌交接的前夜，他指使衛兵，在幾處營房潑上汽油縱火，製造了大火案。
蔣介石聽聞是貪污，他也持「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的態度。他立即先入為主地相信，是徐培根收取回扣，才有隨後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顏面掃地。蔣介石決定，軟禁徐培根、罷免調查不力的鄧文儀、取締「文化學會」。
命令下達後，藍衣社丟掉「文化學會」這個影響廣泛的公開機關。此後一兩個月，幾十個分支機構、多達幾千名的「文化學會」會員，紛紛作鳥獸散。他們有的回到書齋，有的從此銷聲匿跡、不知所終，還有的則轉身加入了CC系控制下的、他們曾與之為敵的「文化建設協會」……
幾十年後，在台灣，晚年鄧文儀曾談到，由於案情重大，當年《密報》文件是他親自起草、直接呈遞的，除他自己外，沒有一個密查組成員接近過《密報》。而如果沒有《密報》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風潮很可能就不會捲起，國民黨派系格局也將發生變化。
很久以後，隨著一批蔣介石秘密檔案在台灣的公開，人們才知道，將《密報》故意泄露給媒體的，就是CC系的頭領陳立夫。
在陳立夫浮出水面後，「南昌大火案」也就浮現了一角真相。當年，藍衣社正得勢，而CC系正是抓住當時輿論的風潮，試圖將藍衣社扳倒，甚至直接將徐培根、鄧文儀置於死地。
而蔣介石在撤銷鄧文儀職務之外，立即派遣幹員赴美國察訪飛機製造商，查清徐培根在任職期間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視聽，挽回影響」。此時，和鄧文儀有多年過節的政學系代表人物楊永泰建議：該「幹員」不能是CC團、中統人物。而在楊永泰的建議下，這個「幹員」人選，選擇了戴笠。
隨著「第五次圍剿」即將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開始成為新的輿論焦點。一度耳熟能詳的「南昌機場大火」辭彙，終於在街頭巷尾稀薄下去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複了平靜。大火過後，藍衣社這個權力大廈，終於緩慢地、不可挽回地開始傾斜倒塌了。
在蔣介石內部圈子裡的黃埔同志們中間，戴笠更直接的競爭對手是鄧文儀。我們已經看到，鄧文儀是蔣的一個「狂熱信徒」，他反共的堅決態度使他到了經常唾沫四濺、胡說八道的程度。在黃埔圈內，他被認為是最瘋狂的「清黨」鼓吹者，由於在「四一二」政變中擁蔣有功，被任命為總司令的侍從室長。他死心塌地，哪怕蔣有時對他不好，他也還總是站在領袖的身後，虔誠地為其主子服務。他積極地在其他黃埔學生中籌款以出版蔣介石的文章，同時起勁地印刷各種「剿共」手冊，如《「剿匪」手冊》和《「剿匪」主要文獻》。
1932年之前，鄧文儀在侍從室的位置對於控制反共間諜來說十分關鍵。戴笠組織的日常報告總是送到侍從室第六組去，這個組由鄧文儀控制。1932年後，鄧掌握了南昌行營總部調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機場縱火案使鄧文儀的權威受到挑戰。
一架正在南昌機場修理的軍用飛機著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機場的營地和樓房，燒毀了整個機場，那是蔣介石持續轟炸江西蘇維埃的基地。鄧文儀的調查科奉命調查此案。與此同時，上海報界的傳說是，縱火是航空局的官員乾的，目的是掩蓋他們貪污國家資金的痕迹。但鄧的調查組沒有發現這種說法的根據，於是他們就此向南昌發電，而這份電報被截收後向報界透露了出來。
上海報紙立刻發表了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並指責鄧文儀接受了航空局的賄賂而掩蓋整個機場縱火案的真相。儘管鄧文儀本人聲稱這是他的對手們為了控制航空局而製造的陰謀，但他無法向蔣介石證實他的無辜沒有太多的糾纏，總司令便下令開除了航空局的官員，解除了鄧文儀所有的公職。戴笠馬上接管了鄧的反間諜角色，把自己的特務處與南昌行營的有關科合併，於是他總算讓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規軍事供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