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單是出於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繼續介入人權保障同盟，而且他的報紙大張旗鼓地抨擊政府謀殺楊杏佛。第二是因為史量才堅定地公開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強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發中日戰爭以後，同蔣的膽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錢公開向勇敢保衛上海的第十九路軍捐獻巨額軍餉。第三個原因與政府的「黨化」教育政策有關，這項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執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學術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學位，並「被認為是個納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驊成了教育部長後，他的中央大學校長的職位由「反布爾什維克同盟」的重要成員、國民黨主要的右翼理論家段錫朋繼任。中央大學的學生強烈反對段錫朋的上任。當段以校長身份出現時，學生造了反。他們毆打新校長，並把他逐出校園。作為報復，政府逮捕了包括學生領導人王志梁和錢啟明在內的60多名學生。史量才的《申報》積極地攻擊政府的這些措施，譴責這是鎮壓蔣在國內的反對派，並用拒絕組成統一戰線抵抗入侵者來從日本人那裡爭取時間的整個策略的一部分。
《申報》副刊主編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談」專欄里揭露了這些罪行，從而激怒了蔣介石及其支持者們。國民黨社會事務局局長、右翼運動領導人吳醒亞要求解僱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絕。這三個原因加在一起，特別是《申報》把蔣對內迫害人權鬥士和對日妥協兩點明顯地聯繫起來，是對蔣介石的直接挑釁。結果，1933年秋冬時節，蔣對戴笠下令準備謀殺史量才。那時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權威的機構之一上海市參議會任會長。
戴笠原計畫在上海實行暗殺，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難繞過那裡的警察保護。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決定帶全家離開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別墅秋水山莊。戴笠迅速行動起來，成立了一個由趙理君率領的六人行動小組，並將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電給浙江省警察局局長趙龍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還從南京雞鵝巷53號派出特務處司機張秉午開一輛黑色別克牌轎車去杭州警察學校。在教官金民傑的協助下，汽車被重漆成別的顏色，車牌也換了，像是一輛南京鹽業銀行的車。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結束度假，準備坐自己司機開的汽車回上海住所。這隊人中還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兒子史永賡、侄女沈麗娟和兒子的同學鄧祖詢，他們經滬——杭公路返滬。汽車駛到海寧縣翁家埠附近的博愛鎮時，被一輛橫在公路上的汽車擋住了去路。那輛汽車的牌照是「京字72號」，是金民傑從警察學校弄來的。史的司機黃進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時，前面那輛車的門開了，兇手們持槍從裡面跳下。在一陣子彈掃射下，司機和他的同學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麗娟都被槍彈擊傷倒下。兒子史永賡得以安全逃脫。但史量才被當場槍殺，兇手們將他的屍體拋入一個干水塘里，然後上車一溜煙逃走了。雖然警報器很快響了起來，但警察頭子趙龍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別動隊和汽車檢查站人員會議，好讓趙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蘇的路上不受停車檢查。這時戴笠已經得知使命順利完成，因為趙龍文通過戴笠的內弟毛宗亮給特務處發了密電：「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購得。」
蔣介石和戴笠雖然機關算盡，卻萬萬沒有想到殘害史量才並殃及其家屬在國內外引起的巨大轟動。著名人士一個接一個地對這一恐怖主義行為表示憤慨，上海市參議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雖然他們的辭職被上海市政府拒絕，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來平息公憤。蔣介石給史量才家屬發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電，並責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捉拿兇犯歸案。趙龍文假裝積極辦案，並懸賞1000元通緝罪犯。但後來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國，參加1937年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以躲避輿論的譴責。由於此案一直未破，魯滌平被撤銷省主席的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不久在恥辱中病死。
政治謀殺很快就與抗日的恐怖主義密切相連：先是在長城抗戰期間和之後的華北，然後是盧溝橋事變後的華南。而與此同時，「刺殺王」王亞樵，繼續刺激著公眾的想像力，尤其是在發生於1935年11月南京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期間刺殺汪精衛的轟動事件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