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劉峙的鼓勵，復興社得以在河南發展極為廣泛的網路，它擴散到省里每一所學校和絕大多數的政府機構中。每一個政府機構的所有比較重要的官員，軍隊中的許多中級軍官，大中小學校的大部分師生以及相當一部分地方武術團體的領頭和幫會的頭子們，都被藍衣社吸收入復興社或者它的前沿組織內。許多小職員、學校教師和公職人員都認為，不加入復興社，便得不到晉陞，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為復興社成員，就會丟掉在政府工作的飯碗。
除了省長的支持以外，藍衣社還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來一直任參議的艾經武的贊同。艾是蔣介石的忠實信徒，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國家」的口號深信不疑。當復興社於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時，其書記助理陳祺說服了艾經武入社，說這不是一個宗派集團，而是來自於黃埔畢業生、由蔣介石親信們組成的核心組織。艾不喜歡組織團體，因為它與「一黨」論相悖，但他確信復興社是由動機純正、嚴守紀律的人組成的，他們有可能「拯救」國民黨。於是他打消了疑慮，宣誓入社。後來他又應邀參加了「中國革命同志會」。
復興社的省總部開始設在開封，它與中央軍校校友調查處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諜報股調查處通訊社一起，安置在東華門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後來，兩個單位共同以「通訊社」作為掩護。
復興社書記馮劍飛，同時也是保安部的頭子。每個縣和鎮里都設有復興社的支社和小組，它們無權橫向地與其他支社或小組聯繫，各社組的人員也不能打聽其他成員的情況，他們必須填寫自己的「履歷表」並宣誓保守組織秘密。他們被告知，一旦成為社員，蔣介石本人為他們寫下了生死狀：「入社則生，出社則死。」
有兩個人協助了復興社對教育機構的滲透：王公度和賈貫三，他們兩人都是省教育廳的負責人。許多大中學校參加復興社的師生都調查過本學術單位里的持不同政見者，並把他們作為共產黨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單」。
藍衣社還廣泛滲入到縣級政府機構。幾乎所有的保安團團長和副團長都是復興社成員，而且約有一半的河南縣級專員也都是復興社的人。1936年中當各省推選人參加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河南省在省長李培基監督下建立了一個「監察事務所」，專門監視推選情況。復興社通訊社接到命令，要他們盡量左右選舉。當時的通訊社社長是參議艾經武，他也是《河南晚報》的編輯。他和其他復興社的人利用通訊社的權威，命令支部和小組集中全力讓與他們有共同思想的人當選代表。同時，復興社的成員接到命令，讓他們到「訓練所」當教員。「訓練所」是專門為訓練由農村「聯保」和「鄉」送來的學生，使他們成為保長或學校校長這類地方管理人員而設立的。一旦這些最低一級的行政幹部進入訓練學校，他們便要麼成為復興社成員，要麼被邀請加入「忠義救國會」，該會是戴笠的特務處在1935年建立的前沿組織。
南京命令河南為吸收「社會下層人物」，包括「國術界」和青紅幫的頭面人物而在省里成立「忠義救國會」。這些「土豪劣紳」和流氓分子被帶到藍衣社最厲害的領導人之一蕭灑的手下。蕭灑在1935年建立了一個由軍界人士、國民黨分子、工人和農民以及地方幫匪分子組成的網路，他們都彙集在東華門的辦公室，那裡成了准軍事化的忠義救國會的一個半公開的「匪穴」。
蕭灑是河南本地人，黃埔一期班畢業生，省保安處處長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為復興社在開封省部的書記。接下來的兩年里，在他的助理書記陳祺的幫助下，蕭灑把復興社變成了一個恐怖工具。省總部在通訊社處佔據了兩個很大的內院，與殘忍的吳賡恕領導的特務站合併在一起。吳賡恕殺人成性，能幹出最野蠻兇殘的行徑。當陳祺擴充「忠義救國會」的人員，並把它變成特務站的一個衛隊時，吳賡恕接到了復興社傳遞給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動的嫌疑分子，並把他們關押在他的辦公室，然後將他們日夜折磨至死。
這種情況變得如此可怕，以至於作為復興社吸收對象的師生們拒絕與藍衣社有任何關係。復興社本應是主要來自教師和職員的效忠蔣介石的人，現在卻呈現出大批「忠義救國會」流氓加入特務組織的特色，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為能有機會利用東華門的名聲而作威作福。這些「無賴」們會在開封城裡進入飯館和商店，想吃什麼吃什麼，想拿什麼拿什麼，然後分文不付，只說：「我是東華門的！」不僅下級軍事單位害怕拒絕他們，這些流氓甚至還敢在特務的辦公機關和縣政府官員那兒惹麻煩。蕭灑和陳祺經常替「忠義救國會」的人寫介紹信給當地有復興社背景的政府專員們。這些專員們敢怒而不敢言，因為怕受殘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復興社已經與這類流氓毫無二致，老百姓已經無法區分是復興社的活動，還是吳賡恕特務站的暴行了。
CC派的人毫不遲疑地利用開封的這種混亂局勢直接向蔣介石告狀，引起他對那裡的注意。蔣非常憤怒。他立刻命令特務處罷了吳賡恕的官，並命令復興社撤銷了蕭灑的開封書記職務。戴笠最受信任的人員之一劉藝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權接管特務站，並把特務站從「土劣」及其支持者們勢力強大的開封遷到鄭州，從而使特務站能夠有效地排除地方利益而受制於南京雞鵝巷53號特務處的中央控制。
與此同時，特務站同還在開封的復興社省總部分離開來。當接替蕭灑的蕭作霖上任時，他發現自己受到特務站站長劉藝舟的冷遇：劉竟然連續三個月不見他。當他們總算見了面時，劉對蕭居高臨下，極其傲慢。而且，儘管特務站在鄭州的機關就在復興社開封分社的對面，但它們互不來往。作為特務站站長，劉本人也是復興社「幹事會」的成員，但他極少參加會議，偶然參加時，也從來不提特務活動。而對復興社來說，每當小組或支部遞送政治情報，這情報不會交到特務站那裡，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復興社總部，然後轉交給戴笠下面的特務。
在當地，復興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裡。如1936年，一名中學教師神秘地失蹤了。因為他是復興社成員，所以該社的地方代表詢問特務站是否有關於他的任何消息。他們說特務站對此一無所知。只是在這個教師被釋放後，復興社才了解到劉藝舟的人把他當做共產黨嫌疑分子抓了起來。不僅特務站吸收來的學生和其他受他們資助的人停止了參加復興社的會議，特務站甚至在復興社開封支社裡也有他們的潛伏人員，專門向劉藝舟和他的同夥彙報蕭作霖及其副手們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