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儀那時29歲。他祖父是擺賣衣服地攤的，父親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雜貨店的店主。當他還是個小學生時，便深受他的校長王英兆的影響，王是一個保定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他使這個年輕的學生一頭栽入了遊俠劍客和盜匪的傳統小說與史詩之中。王先生每星期兩晚上要給學生們講《水滸》的故事，描述和分析書中的人物及其個性，他們的武藝、社會背景和「綠林好漢」的正義行為。於是，在校長的影響下，鄧和他的同學們逐漸地把《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平西》、《岳飛傳》，及《班超平中亞》等裡面的人物視為自己的榜樣。
於是，小業主之子鄧文儀，與中國許多受武俠小說吸引的青少年一樣，懷著一種浪漫的決心長大——就像毛澤東那樣，他決心做一個見義勇為、扶濟貧弱、默默無聞、救國救民、任勞任怨、不為財色所動的正人「君子」，一個現代的「遊俠」。他讀中學時所碰到的經濟困難更增強了他的這種決心。那時，他家沒錢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鄧兩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給錢付費。但無論鄧如何痛哭流涕，他母親最終只能湊起一塊錢來，於是他不得不學會賭博來攢夠錢供自己上學。這隻能加強他對「綠林好漢」們的敬仰和對小說里拜把兄弟「殺富濟貧」的尊重。鄧由於受到他們的啟發，拒絕結婚，而且在中學畢業的前夕，進入程潛在廣州的軍事學校，「參加了革命」。一入校他便聽說了黃埔軍校，於是他成功地通過了黃埔學校的入學考試。
鄧加入了一個黃埔學生小組，其中有蕭贊育和張鎮（後來是蔣的軍警頭目）。這小組的成員被送到蘇聯去學習。他們是300個在中國招收的去莫斯科航空軍事學院或中山大學上學的學生隊伍的一部分。這些院校建於1925年，歸屬於共產國際遠東部，專門培訓中國人員。其中約有150人是在廣州通過黃埔和其他指定的軍事單位推薦，並通過競爭性很強的考試，被國民黨招收來的。
為了對抗親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研究會」於1924-1925年在黃埔成立，鄧文儀自己是其中的學生領袖，與賀衷寒、楊引之、酆悌及曾擴情一樣，都屬於「大頭」。
當他去莫斯科的申請被廣州的國民黨總部接受後，他被送進中山大學。作為一個學生領袖，他成了共產黨爭取的物件。儘管他是國民黨支部的一個委員，並在賀衷寒為保持孫文主義研究會精神不衰的反共狂熱激發下，繼續秘密地與其他黃埔軍校學員會面，但顯然他的上級們還是越來越肯定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
在鄧文儀到達共產主義大學後不到三個月里，他被選為「公社委員會」成員，當了「衛生蘇維埃」的主席，而且擔任女射擊隊的教練。他後來還被任命為班長和他所屬的學生小組組長。1927年春天，當共產國際開始招募一支特別派遣隊在M．N．若儀（Roy）領導下回中國時，鄧文儀是中山大學被選中的40個學生之一。但當汽船由海參崴抵達廣州時，鄧登上了岸，隨即與派遣隊脫離了關係，重新表明了他對國民黨內蔣介石派系的忠誠。
同年稍晚，鄧文儀參軍北上加入已開始互相爭鬥的革命軍，並開始動員黃埔圈子裡的軍校生收集反共情報和研究在蘇聯買來的詳細介紹契卡和GPU（國家政治管理局）運作的書籍，並以此來獨立組建自己的反間諜機構。
1927——1928年間，鄧文儀建議把間諜股安置在保安處在各省的總部里，以便執行它的各種任務，這些任務包括反共軍事活動，收集情報，調查共產黨在軍隊和衛戍各部門的活動，保持對各縱隊司令的監視，以及在非軍事人口中間展開特務活動等。蔣介石最終批准了這個計畫，於是在1932年早春，一個行動小組在鄧文儀的控制下成立於南昌經堂巷內。
鄧文儀的調查科與密查組是兩回事：與在首都南京的兩個獨立運作的部門不同，它是一個省一級的網路組織，雖然掛在三省內的衛戍行營，但有自己的正規地位。一直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密查組一直是非正式、非官方資助的組織。「一二八」事變中，日本海軍與十九路軍在上海北都的閘北區持續交戰三個月之久，摧毀了閘北。
十九路軍——該軍的司令蔡廷鍇一下子成了全國英雄和世界名人，蔣介石迫於向十九路軍增援的輿論壓力，命令王敬久和余濟時領導的八十七師和八十八師，在中央軍事學院院長張治中領導下組成一個新的第五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