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說描述的事件，在達爾文醫師以及德國一些生理學作家看來，並非不可能發生。
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匿名為妻子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小說《科學怪人》（Fraein）所寫的序文，一開頭就是這麼寫的。這個故事在現代人心中所激發的想像，超過這位詩人寫過的任何作品。《科學怪人》深刻描繪出科學揭露生命奧秘時的驚悚面，在它之後的作品或許都無法望其項背。可能也沒有人這麼深刻地探討過，人類侵佔這種如神般的力量後對社會所造成的後果。
早在瑪麗·雪萊於1918年出版這本小說之前，賦予無生命的物體生命，以及改善生命的自然面貌，就已經引起人們無窮的想像。在希臘神話中，雕刻家皮格馬利翁（Pygmalion，塞普勒斯之王）請求愛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把生命吹入他用象牙雕成的美女雕像中，獲得應允。但是一直到啟蒙運動引發科學突飛猛進時，科學家才初次明白生命的奧秘或許是在人類的能力可及範圍內。事實上，雪萊在序言中提到的達爾文醫師並不是我們熟知的博物學家達爾文，而是其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他利用電力讓死屍的器官閃現生命力的實驗，令他的朋友雪萊相當驚異。現在看來，我們知道達爾文醫師對當時所謂「伽伐尼電流」（galvanism，即由化學作用產生的電）的探索頗驚世駭俗，但卻轉移了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生命的奧秘一直到1953年都仍是秘密。直到DNA雙螺旋體的發現和其後的遺傳學革命後，我們才有理由思考人類或許有一天能掌握傳統上被視為專屬於神的力量。我們現在知道，生命其實就是一大串協調好的化學反應，而這個協調機制的「奧秘」是一組複雜得令人驚嘆的指令，而且它們同樣是以化學方式刻寫在我們的DNA內的。
然而，距離完全解開DNA的運作奧秘，我們仍有一段漫長的路途要走。例如在人類意識的研究上，我們只有非常粗淺的知識，以至於如今仍有一些論點納入了生機論的一部分觀念，即使其他研究早已揭穿這些觀念的謬誤。不過，我們對生命的了解，以及我們操控生命的實際能力，現今皆已成為事實，難怪瑪麗·雪萊會有許多後繼者。藝術家跟科學家一樣，都熱衷於探討新發現的遺傳知識所衍生的影響。
許多這類的探討失之膚淺，顯示出探討者根本不了解哪些在生物學上是可行或不可行的。但是其中有一個探討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它提出了重要的問題，而且它提出問題的的方式雷霆萬鈞、直指人心。安德魯·尼科爾（Andrew Niccols）在1997年推出的電影《千鈞一髮》（Gattaca），把想像力發揮到極限，提出社會迷戀完美基因的可能後果。這部電影描繪在未來的世界，人類分為兩種，一種是擁有改良基因的統治階層，另一種是跟今日的人類一樣，基因並不完美的下層階級。超級靈敏的DNA分析會確保最好的工作都交給擁有優秀基因的人，而那些「不完美人」則處處遭到歧視。這部片中的主角是「不完美人」文森（Vi，伊森·霍克［Ethan Hawke］）飾），他是父母在汽車后座於激情中孕育的產物。他弟弟安東（Anton）則是後來在實驗室經過適當的基因改造而成，擁有最優秀的基因。在他們倆的成長過程中，文森每次都努力想在游泳比賽中擊敗弟弟，但總是徒勞無功，反而一再被提醒自己是劣等人的地位。基因歧視最後迫使文森接受卑微的工作，到Gattaca公司當清潔工。
文森在Gattaca公司工作時逐漸孕育出一個不可能的夢想：到太空旅行。但是要符合到泰坦星（Titan，即土衛六）的飛行任務，他必須隱藏自己「不完美人」的身份，於是他借用擁有完美基因的傑羅姆（Jerome，裘德·洛［Jude Law］飾）的身份。傑羅姆原本是運動員，不幸在一場意外中造成殘疾，他需要文森的幫忙。文森利用傑羅姆的毛髮和尿液樣本，混入飛行訓練計畫。他遇到美麗的艾琳（Irene，烏瑪·瑟曼［Uma Thurman］飾）並談起戀愛，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但是就在他即將飛向太空的一星期前，發生了不幸的事件：飛行任務的主任遭人謀殺，警方在案發現場找到一根「不完美人」的頭髮。文森掉的一根睫毛不僅有可能毀了他拚命想完成的夢想，也可能因為DNA證據而被無辜地捲入案情，當做謀殺犯。文森似乎註定要失敗，但他設法逃過了可怕的基因搜捕網，直到Gattaca另一位主管被發現是真兇為止。這部電影的結局有喜有悲：文森飛向太空，但艾琳沒有去，因為她的基因被發現有一些瑕疵，不適合執行長途太空任務。
大概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子孫生活在《千鈞一髮》所描繪的基因專制暴政下。不論劇情描述的一切在科技上是否有可能成真，我們仍必須正視這部電影所指出的重要問題：DNA知識是否必然會造成基因種姓制度，基因的階級制度？一個先天就決定了優勝劣敗的世界？最悲觀的批評者甚至設想出更可怕的情節：未來我們會不會利用DNA來繁殖註定要當奴僕的克隆人？未來我們會不會把目標從改善弱者，轉移到使強者的子孫更強上？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操控人類的基因？這些問題的答案主要取決於我們對人性的看法。
今日一般民眾對操控人類基因的危險性所存有的偏執恐懼，大多是因為合理地認定人性有自私的一面。確實，自私自利是進化為了增加我們自身的生存機會而設定在我們天性里的，為了自己的生存，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犧牲他人。批評者看到了一個可怕的未來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遺傳知識只被用來擴大特權階級（最能運用遺傳學來造福自己的人）與受壓迫階級（遺傳學只會使其處境更加不利的人）之間的差距。但是，這樣的觀點只認定了人性中的某一面而已。
若說我對遺傳學的知識與技術日益精進所造成的影響，看法與一般人相當不同，這是因為我認可人性的另一面。儘管我們可能有競爭的傾向，但人類也是社會性很高的物種。我們會對身處困頓的人寄予同情，就像我們快樂時會想微笑一樣，這些都是內建在我們本性中的遺傳成分。即使有些當代的道德理論家認為我們無私的衝動（行為動機），最終還是出於自私的考慮——對他人仁慈只是促使對方回報相同恩惠的一個條件性的行為——但有個事實依然存在：我們人類是一個獨特的社會性物種。自從我們的祖先第一次合作獵殺長毛象之後，個體之間的合作就一直是人類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鑒於這樣的集體行動具有很大的進化優勢，自然選擇很可能讓我們有希望看到他人（以及我們的社會）做得好而不是失敗的慾望。
有些人即使接受改善他人命運的衝動是人類本性的說法，但對於幫助同胞的最佳方法仍有不同的意見，而這也是爭論多年的社會及政治議題。目前盛行的主流意見仍是解決教養問題（亦即改善後天環境）。營養不良、缺乏關愛和未受教育的人，很難擁有充實的生活。但是，如同先前所見，教養的影響雖大，仍有其極限，這在先天極度不利的個案中最為明顯。即使提供精心設計的營養和教育，罹患X染色體脆弱症的男孩仍然永遠無法照顧自己。即使提供再多的額外指導，也無法讓天生智力遲鈍者成為班上的第一名。因此，如果我們真想改善孩童所得到的教育，公平地說，我們終究不能只局限於尋求教養上的補救方法。然而，我的疑慮在於，教育政策經常是由政客所制定的，對他們來說，「不讓任何孩子落在後頭」這種口號才有吸引力，因為沒有人會反對它。但是，如果我們繼續堅持每個孩子都有同樣的學習潛力的話，一定會有孩子被落在後頭。
至今我們仍不了解為什麼有些孩子學得比較快，我也不知道我們何時才會了解。但是只要想到有多少在50年前還無法想像的生物學見解，在遺傳學革命後成為平凡無奇的知識，這個問題就顯得沒有意義。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遺傳學無疑具有改善個人與整體人類生命的龐大潛力，但是我們準備好接受它了嗎？最直接的說法是，我們是否想運用遺傳學的信息，設計出最符合兒童個別需求的學習方式？我們是否遲早會希望發明一種葯，讓X染色體脆弱症病童能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或讓天生遲鈍的學習者跟得上天生快速的學習者？還有實現希望更遙遠的生殖細胞基因療法，在找到相關基因後，等未來有了能力，我們會不會想要運用它，在學習遲鈍者還沒出生之前，就把他們改造成快速的學習者？這可不是科幻小說。我們現在已經有能力賦予老鼠更好的記憶力，有什麼理由我們不能把目標設定在對人類做相同的事上？
有人可能會猜想，如果人類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優生學運動的黑暗時期，我們不知會對上述這類可能性有什麼樣的直覺反應。像「基因增益」（geiha）這類字眼仍會讓我們不寒而慄嗎？現在的情況是，人們只要一聽到要改善自然賦予我們的基因，就感到憂懼。在討論我們的基因時，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