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長過程中，我對於母親家族的愛爾蘭血統相當擔心。我的抱負是成為班上最聰明的孩子，但愛爾蘭人卻經常被當成笑柄。此外，別人還告訴我，以前在宣布工作機會的告示板上，最後經常加上一句「愛爾蘭人不用申請」。當時我並不了解，這種歧視或許跟愛爾蘭人資質以外的因素有關。我只知道雖然我擁有很多愛爾蘭基因，但是並沒有證據顯示我的頭腦不好。所以當時我猜想愛爾蘭人的智力及其著名的缺點，必定是愛爾蘭的環境造成的，而不是基因。應歸咎於教養，而不是天性。如今，在對愛爾蘭歷史有所了解後，我知道自己年少時的結論離事實不遠。愛爾蘭人一點也不笨，但是英國人卻極力讓他們變笨。
克倫威爾（Oliver well）征服愛爾蘭，肯定是史上最殘酷的事件之一。其中最殘忍的做法是把當地的愛爾蘭居民驅逐到沒有開發，不適合居住的西部地區，例如康諾特省（aught），而比較適合居住的東部地區則被當成戰利品，分封給支持「護國公」克倫威爾的人。後來侵略者開始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實行英國化政策。新教徒視天主教為會讓人下地獄的異端，隨著新教徒進入愛爾蘭後，克倫威爾在1654年正式宣布愛爾蘭人必須作一個選擇：下地獄或去康諾特。在當時看來，或許還真不知道哪個選擇比較糟。由於當時的英國人視天主教為「愛爾蘭問題」的根源，因此以嚴酷的手段極力打壓天主教，希望藉此壓制愛爾蘭的文化與國家認同感。其後的愛爾蘭歷史可說是以種族隔離為特色的歷史，其嚴酷程度跟南非當年惡名昭彰的做法相當，主要的差別是：歧視愛爾蘭的基本原因在於宗教，而非膚色。
在為了「防止天主教進一步擴張」而通過的刑法中，教育成了特定的目標。1709年的法規中有下列條文：
任何信天主教的人，如果公開在學校教書或私下在民宅授課，或是擔任新教學校校長的接待員或助理，都要予以起訴。
若能發現，以致逮捕及定罪任何天主教之總主教、主教、主教代理、耶穌會教士、修道院修士，或是行使外國教會職權之人士，一律賞50英鎊；舉報一般教士或非隸屬於修道會的在俗教士，賞英20鎊；而天主教之校長，或校中之接待員、助理，賞英10鎊；以上賞金將向該犯被捕之所在郡的天主教居民課徵以支付。
英國人希望愛爾蘭青少年到英國人贊助的新教學校就讀後，會逐漸棄絕天主教信仰。但是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光靠打壓，甚至獎賞的方式，不足以讓愛爾蘭人背離自己的宗教，反而催生了自動自發的地下教育運動，亦即所謂的「野外學校」（hedge school），巡迴的天主教老師在不斷變更的戶外地點秘密教導學生。「野外學校」的上課環境相當駭人，有位訪客曾在1776年提及：「它們幾乎可以說是水溝學校，因為我看到許多水溝里坐滿了學生。」但是到了1826年，在總數55萬的學生中，估計大約有40.3萬人是在「野外學校」上課的。這些學校逐漸成為愛爾蘭反抗運動的浪漫象徵，詩人奧黑根（John O''Hagan）還從這些學校汲取靈感，寫出了下面的詩句：
靜靜蹲伏於樹籬的庇蔭下，
或於蕨類植物上伸展手腳，
師生均在險惡境地相聚學習。
但是，就算英國人沒有達成讓愛爾蘭人皈依新教的目的，他們仍成功破壞了數代愛爾蘭人的教育質量，連野外學校的老師冒險教學的英勇作為也無法挽回這一點，最後終於形成了愛爾蘭人是「愚蠢」（stupid）的刻板印象。其實，對於這所謂的「愚蠢」，比較適當的說法應該是「無知」（ignorant），而這正是克倫威爾及其繼任者的反天主教政策直接造成的結果。
就此而言，我年少時的結論並沒有錯：所謂愛爾蘭人的詛咒其實是教養（在教育機會低於標準的環境中成長）的結果，而不是天性（愛爾蘭基因）所造成的。當然，如今即使是成見再深的英國人也沒有理由說，愛爾蘭人不如其他族群聰明。現代愛爾蘭的教育制度不僅彌補了野外學校時代的傷害，今日的愛爾蘭人更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之一。我年輕時針對愛爾蘭人所作的推理，無論是在知識多麼匱乏的情況下作出的，仍舊教導了我非常寶貴的一課：一股腦兒認定我們在個體或群體之間所看到的差異完全是由基因造成的，這個想法很是危險。我們可能會犯極嚴重的錯誤，除非我們能夠確定，環境因素沒有扮演更具決定性的角色。
在修正世世代代的偏見時，偏好用「教養」（後天因素）而非「天性」（先天因素）來解釋的傾向，很符合社會目的。不幸的是，我們現在已經有點矯枉過正。目前所謂「政治正確性」之盛行，已經到了連基因有可能是造成差異之原因的說法，都會成為燙手山芋。現在有一種基本上不誠實的抗拒心態，不願承認我們的基因幾乎可以確定在個人差異上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科學和政治多少是分不開的。它們之間的關係在美國這類國家顯而易見，美國有相當比例的科學研究預算，是靠經由民主方式選出的政府來提供。但政治也會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影響對知識的追尋。科學研究項目反映出社會熱衷的事物，而社會與政治考慮被置於科學考慮之上，也是常見之事。優生學就是一個例子，它是當時一些遺傳學家回應社會普遍關切的問題而產生的結果。在科學基礎薄弱到幾乎不存在的情況下，優生學運動大抵上只是一種偽科學的工具，供那些存有完全不科學的偏見的人運用，例如格蘭特和勞克林等人。
現代遺傳學謹記優生學的教訓，科學家一般會小心避開顯然具有政治涵意的問題，甚至連那些不那麼明顯會成為政治議題的問題，也不敢碰。例如先前我們曾提到，膚色這類明顯的人類性狀卻遭到遺傳學家的忽視。這也難怪他們，畢竟在有這麼多有趣問題可供研究的情況下，何必挑一個可能會讓你惹得大眾媒體爭論的問題，或是更糟，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宣揚工具呢？但是對爭議的厭惡，甚至是有更實際、更隱微的政治考量的。科學家跟大多數學術界人士一樣，一般傾向於自由主義，會投票給民主黨。雖然很難說這種支持立場有多少是基於個人的原則，又有多少是基於實際利益，但一般都認為民主黨政府在研究經費方面比共和黨政府慷慨。 由於本身在政治譜系中屬於自由主義那一端，而所處社會環境又無法忍受與主流意識型態不符的真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的科學家都小心地避開可能會揭露這類真相的研究。他們恪守正統自由主義派盛行的路線，尊重差異，認為人原本就有差異的權利，卻避談可能造成這種差異的生化原理。依我看來，這對科學和民主社會都不是好事，最終也對人類福祉有害。
擁有知識，就算是可能令人不安的知識，也都比無知好，無論無知的短期好處有多大。然而，政治焦慮感經常偏袒無知，而無知顯然能帶來安全感。由於不言而喻的恐懼，我們最好不要得知有關膚色的遺傳學，以免這類資料遭到反對種族混合的仇恨煽動者的利用。但是其實這些遺傳知識可能對我這類的人極端有用。我的膚色承襲自愛爾蘭與蘇格蘭血統，在陽光比蒂珀雷里和斯凱島（Isle of Skye，我母親的祖先就是來自斯凱島）多的地方，比較容易得皮膚癌。同樣地，研究心智能力差異的遺傳學或許會引起一些麻煩的問題，但是這些知識可能對教育家極為有用，讓他們得以按照個人的能力來規劃他的教育。目前的趨勢是以最壞的情況為重點考慮，避開任何可能產生爭議的科學問題；依我之見，現在我們應該開始去看這些知識的好處。
現代遺傳學實在沒有正當的理由，只因為某些問題曾經是污名纏身的優生學運動所感興趣的，就避開它們。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差異：達文波特等人沒有任何科學工具，可供他們發掘出他們所研究的行為特徵的遺傳根據。他們的科學知識無法找出任何能夠證實或推翻其臆測的具體事實，結果，他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這種做法實在不能稱之為科學），而且經常作出顯然與事實不符的結論，例如「低能」是一種體染色體隱性遺傳。無論現代遺傳學的意義為何，它們絕對跟這種推論方式無關。如果我們找到造成亨廷頓氏舞蹈症的突變基因，就可以確定擁有這個突變的人會得這種病。人類遺傳學已經從臆測走向事實。DNA序列的差異是十分明確的事，沒有可供詮釋的空間。
諷刺的是，那些最擔心未受約束的遺傳學可能會揭露一些事的人，卻是帶頭替這個領域的最基本洞見抹上政治色彩的人。例如，科學家從人類這個物種的發展歷史發現，傳統上所謂不同的「人種」（race）之間，其實並沒有重大的遺傳差異；向來就有人建議，基於這個原因，我們的社會應該停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人種」這個分類，包括消除病歷中的這項資料。這類建議的理論在於，你在醫院接受的醫療質量，可能會因為你在醫院數據表上填寫的民族類別而有所不同。在任何行業，無疑都找得到種族主義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