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2日，河將結凍。
同樣凍結的還有康有為的心。準備回家過年的他行李都上車了，翁同龢來了一出「蕭何追韓信」，終於留住了康長素。
很難想像如此感人的一幕會發生在兩個自視甚高的人之間，但翁同龢這麼一路趕來，腦海中浮現的是海關總稅務司司長赫德剛剛發表過的一番肺腑之言：
一切取決於將來能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麼。如果決心從明天開始就正經著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否則不過是向狼群投擲的一片片肉，使它們暫時追不上來，直到把馬累死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簡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薦，求治心切的光緒當即準備召見。
奕訢扯住了龍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員皇帝才能召見，康有為一個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當然，以奕訢之開明，攔下光緒顯然不是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於保護。
鑒於不爽康有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顧慮決非庸人自擾。
TVB老戲骨許紹雄的高祖（爺爺的爺爺）、時任工部尚書的許應騤就極端厭惡康有為，千方百計地阻撓他覲見光緒。
可以理解。遠仇不論，誰當領導也受不了一個上班比上網還隨性的下屬。
多年的鬥爭經驗讓奕訢比慈禧還了解慈禧，故當光緒試圖用督辦軍務處來架空軍機處時，第一個想到的組閣人選便是這個已經遠離政壇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緒，他的辦法是先用總理衙門擋一下，找康有為問話。這樣不會給反對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鎮的總署，李鴻章素來認同改良，翁同龢、張蔭桓和廖壽恆都是光緒一夥兒的，剩下的奕劻和榮祿勢單力孤，影響有限。
1月24日，總理衙門，康有為的脫口秀。
榮祿：「祖宗之法不能變。」
康有為：「祖宗之法是用來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還談什麼祖宗之法？就說這個辦外交的衙門，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時制宜而已。」
廖壽恆問該當如何變法。
康有為：「應以修改法律、官製為先。」
李鴻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規章制度全部廢棄嗎？」
康有為：「當今列國紛爭，已不再是大一統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卻仍沿襲大一統時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國的全是這些東西。即使一時不能徹底廢除，也應斟酌改訂，為新政掃清障礙。」
翁同龢問籌款之方。
康有為：「日本銀行的紙幣、法國的印花稅、印度的土地稅，以中國之大，只要變更制度，收入可相當於今天的十倍。」
接著分門別類地陳說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政、結社、海軍和陸軍的改革方法，把榮祿憋得中途離場。
最後呈上新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以供采鑒。
當晚，翁同龢在日記中用兩個字形容康有為白天的表現：
狂甚。
從這一刻起，翁師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輕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緒的渴求急變解讀為孟浪，確實是因為陛下跪了太多的廢柴。
由於各部的滿族主事大多目不識丁，沒有外放和升遷的機會，朝廷往往讓熬了多年的滿主事去當御史，以示優待。
結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戰爭正酣時，一日早朝，國子監祭酒、甲骨文發現者王懿榮在午門外和同僚論及軍事，嘆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濟為大將不可。」
檀道濟是南北朝時宋朝的名將，王懿榮以此指代左宗棠的愛將、常年衛戍新疆的甘軍首領董福祥。誰知一個滿御史聞言湊了過來，問「檀道濟」三個字怎麼寫。
王懿榮鄙視地看了他一眼，隨手一寫。
滿御史樂顛兒樂顛兒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緒便接到一封奏疏，上書：請迅速起用檀道濟……
正氣得胸悶，又收到一折：
日本東北有兩大國，曰緬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於日本數倍，日本畏之如虎，請遣一善辯大臣前往，與該兩國訂約，共擊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難想見光緒在讀到言之有物煽動性強的康著時心潮澎湃的場景。
同樣激動的還有慈禧，捧著康著《波蘭分滅記》，她淚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為再次印證了慈禧的立場：要改革，但不能威脅到自身的權力和滿人的統治。因此，她對光緒說：「不燒祖宗牌位，不剪髮辮，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問題是康有為見光緒不斷催要自己的論著，索性來他個「小變不如全變，緩變不如驟變」，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拋出兩顆重磅炸彈：廢八股和開制度局。
一個從廣度（士林）一個從深度（高層）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個乾乾淨淨。
制度局是從日本引進的「舶來品」，康有為的設計，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臠（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設十二專局（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武備局），地方「道」一級設新政局、縣一級設民政局，徹底架空從軍機處、六部到地方道縣的各級官員。
直到此時，戴在康有為臉上比川劇變臉還多的層層面具才全部揭開：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黨，也不是要求議會的改良派，更不是遵從孔孟的傳統士大夫，而是迷信權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梟雄。
即將登頂成功的康有為臨風而立，俯瞰眾生，一副憂國憂民的表情，滄桑道：
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翁同龢馬上意識到危險近在咫尺。
雖然慈禧可以開明到給光緒請英文教師，但權力紅線決不能碰，一旦變法滑向黨爭的歧途，則再無回頭是岸的機會。屆時，作為帝黨領袖、康有為的介紹人，翁同龢將首當其衝。
讀過《新學偽經考》後，翁同龢開始從內心深處排斥康有為，稱他為「經家一野狐」。
而在對比了公開發行和進呈光緒兩版立論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後，翁同龢對康有為的人品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開議會還是開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謂南轅北轍。一個伸張民權，一個鞏固君權。
對康有為在戊戌年之前與之後都大談議會和憲政，唯獨戊戌年間猛烈反對的行徑，同盟會骨幹胡漢民犀利地指出：
前時因官職不高，或因立憲條陳，被一封御旨弄個貴族議員當，豈不榮耀？及特旨召見，自以為指日可以大用，變法之際要用他多少條陳，作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萬一他把握政府的權柄，卻被議院監督住，豈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為也明白，朝秦暮楚貽人口實，便在日後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歷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書》為例。原折中對制度局的定位是「將舊制新政，斟酌其宜」，偽折中卻變成了「商榷新政，草定憲法」。
不僅如此，偽折還摻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沒有提及的對西方政治體制的描述：「泰西論政，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
多少政客，以為惡行只要做得足夠隱秘，便能逃脫歷史的審判。殊不知在時光的沉澱下，善惡皆暴露無遺。
認清康有為廬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剎車，在光緒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時說「與康不往來」。
光緒嚇了一跳，追問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測」。
皇帝當場發毛：居心叵測你引薦給我？
他強忍怒火，讓翁同龢傳知張蔭桓——繞開你總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絕，反問道：「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
這就有點為老不尊了。
四十歲的年齡差距，代溝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變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機讓翁同龢的思想漸趨變革，甚至一度想全權委託漢納根來練兵，但觀其一生，對洋人的排斥與仇視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筆下，英使巴夏禮「囁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偽，最可惡」，日使鹽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國公使楊約翰「尚敦篤」。曾紀澤同外賓周旋則是「作夷語，啁啾（鳥叫）不已」。
不僅如此，翁同龢還把一次外交活動寫成「正午各國公使來拜（不書「來訪」）。一群鵝鴨雜遝（tà，雜亂）而已」。把聚會結束寫成「公使退，余等一鬨而散」。
這樣一個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處豺狼虎豹叢中」的老頭，與光緒的矛盾則更像是兩個時代的差異。
其集中爆發點在於外交禮儀。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陸續向清廷派駐公使。圍繞使節見清帝時的禮儀，中外展開了艱難而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