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項城縣。
一年後發生的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變將慈禧推上權力的巔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廷進一步邁向覆滅的深淵。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門到禮部衙門長達五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翹首張望的中國民眾。他們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聲地目送英國公使額爾金乘坐的轎子在英國龍騎兵和步兵團的護衛下，前往《北京條約》的簽字現場。
這一天，對道光帝最寵愛的第六子，年僅二十七歲、剛剛進入帝國權力中樞的恭親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滿了屈辱。
一個英國使團的隨員後來回憶道：當額爾金的轎子隨軍樂團吹奏的《天佑女王》抵達時，親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禮，但額爾金只是「高傲而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禮。
在深入到這個停滯而破碎的帝國核心後，北京城讓前來遊歷的英法兩國使團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們還能想像一下，這座巨大的城池該掩藏著多少奇珍異寶。一旦走進，卻發現到處都是骯髒的房舍。旗人區的主要街道，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寬闊，但既沒有鋪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僅僅是破爛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塵土飛揚，冬天滿是污水。垃圾和糞便隨處可見，臭氣衝天。」
一個法國軍醫在日記中寫道：「衣衫襤褸、滿臉懷疑的老百姓在坑坑窪窪、布滿車轍的大道上毫無生氣地跋涉。延綿不斷的，是用沒燒透的青灰磚砌成的單調房舍，這使我們失去了遠距離眺望京城時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黃色落日餘暉中的無限遐想。」
為了討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會幾個天前才下令焚毀了圓明園的額爾金，如果他願意，歡迎參觀北京城內的皇宮。
11月6日，英法使團在欽差大臣的帶領下走進紫禁城。
然而，一個法國使團的成員對這座帝國心臟的第一印象不過是：「誠然，皇宮擁有漂亮的漢白玉欄杆、精美的台階，但總體狀態破敗不堪。建築上到處是裂縫和苔蘚，書房空空如也——書籍早已被遷往圓明園，並在大火中化為灰燼。」
就在這一天，《北京條約》的協議被寫成布告，張貼在城牆上。
牆壁前人頭攢動，一些識字的，將條約上的內容逐條解釋給其他人聽。人群充滿了好奇，竊竊私語，彷彿在討論一則無關痛癢的茶餘飯後的話題。
人們已經在冷酷的社會裡練就了一顆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譏諷和猜疑是他們習慣性的情緒，而愛、寬容、理解、體諒和分享，似乎永遠也不會降臨這片慘遭詛咒的土地。
這是一汪絕望的死水，人與人之間的苦痛從不相通，以至於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飛落大海般悄無聲息。長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當的表情。
其實，在以吏為師的中國，所有的愚昧和醜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間，畫家王翚（huī）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畫上題詞，說這是宋代一件臨摹品的臨摹品；和他同時代另一個擅長畫花的惲壽平則被評論家贊為「深得北宋畫家徐崇嗣的『沒骨』之法」，將二人的作品相提並論。
同樣的例子還出現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你經常能看到，在遙遠的過去，某某因為復興了更加遙遠的某種詩詞散文的寫作風格，而名垂文學史。
這是因為，在赫胥黎的《天演論》被嚴復介紹進來之前，古人的大腦里是沒有「時代在進步」這個觀念的。
因為孔子憎惡春秋的禮崩樂壞，儒家就認為最好的時代在上古，越往後越差。孔子焚膏繼晷地吹捧堯舜禹，即使這三人的事迹怎麼看怎麼像神話。
傳統的力量是如此頑固，以至於紀曉嵐武斷地認為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所做的《坤輿圖說》中有關世界七大奇蹟的記載，是抄襲的中國古書。
鴉片戰爭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廣州前線指揮打仗。他殺了幾隻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龍王爺，掀翻英艦。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楊芳，率大批湘勇入粵，還沒開戰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說局勢應該有利於我才對，怎麼越打越悲劇？肯定是敵艦上藏了善使巫術的人。於是，他命人廣貼告示，收購婦女用過的馬桶，將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個副將掌控，以馬桶口面朝英艦衝去，破敵邪術。
其實，連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現在清宮劇里的林則徐，也在日記中自以為是地嘲笑英國士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國婦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則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這不僅於事無補，還造成了他人格的嚴重分裂。
於是，兩個林則徐出現了。一個是教科書里的文臣模板，一個是無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則徐是主戰派，他用中國的古法百戰百勝，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國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林則徐的奏章里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沒有機會實踐他的那些戰法。
幸好沒實踐，不然林文忠公恐將晚節不保。
常人林則徐意識到中國軍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購買外國槍炮，派人翻譯外國刊物。同時，他將搜集到的材料交給魏源，助他編成《海國圖志》。
此書「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但幕後推手林則徐卻並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鎂光燈下。他經常叮囑友人，不要將他寫有對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給第三者看，後來在陝甘和雲貴總督任上，也絕口不提改革。
因為公然承認天朝上國比「英夷」落後，在當時的輿論環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故此，對林則徐的評價，蔣廷黻（fú）一語中的：
寧可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也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
更令人羨慕的是，林則徐死得非常及時，死在了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倆月，是非功過就不好說了。
新舊交替的時代呈現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畫面：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主帥僧格林沁由衷地稱讚英法炮火「丈余壕牆，竟可穿透」；
湘軍悍將胡林翼見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因之「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曾建議將舉人和進士的功名授予外國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師俞樾不止一次地憤然抨擊那些雖仍在讀儒學經典，卻孜孜以求西學的官員。
同治帝師、理學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如果將鏡頭聚焦於華洋雜處的上海，跟拍一個用群眾演員即可勝任的角色，這種時代的變革給個體帶來的困惑、緊張甚至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個來自內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馬廳觀賞「夷人」特有的娛樂活動——跑馬。在他有限的人生經驗里，摩肩接踵的公眾場合絕對應當是婦女的禁區。但令他錯愕的是，跑馬廳內竟然「士女雲集，舉國若狂」。於是，路人甲憤怒道：「這是個瘋狂的世界！」
事實上，真正瘋狂的是跑馬廳外的世界。
這是一個萬馬齊喑、顛倒黑白，把潛規則當規則使，最後人人無視規則，個個成為賭徒的蠻荒世界。
這個世界用接二連三的事實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還黑。
儘管它蓋著一層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書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不過四萬元，相比於天價的往來應酬可謂杯水車薪。當然，掃大街的都知道，對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節過節費）、冰敬（夏天消暑費）和別敬（外放道別時的饋贈）才是收入的大頭。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專制國家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但京官的漫天要價還是讓地方官視進京為畏途。
後來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豐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時進京謝恩。同年同鄉、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集體出現，為他接風餞行。一天要換六七個場子，酒喝不上兩杯，人也來不及認全，就得趕赴他席。最後花了幾千兩銀子，還是感覺在京官那「不見討好」。
據汪康年記載，用八個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場的糜爛：遊戲做官，認真做戲。
亂世就是舞台，演而優則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門的京官們，在游宴嬉戲中了卻著人生的夢想。
世道變了。銀子的作用使皇權的威嚴和傳統的規則不再靈驗，半個世紀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於利」的「利」成為活躍無比的社會動力，也成為讓權力系統目眩神迷、趨之若鶩的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