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點差十分，我和肯普在街角和巴巴拉碰頭，然後一起朝法庭走去。法庭外面的台階上，已經有一大群記者在等我們了。有一個後門，但我認為，可能只能從那裡走一次，就會被別人發現，所以，應該把它留到最後關頭再用，等到我最想逃開這些拿著聚光燈、舉著麥克風、又推又攘、又喊又叫的人群的那天。現在，我還是從人堆里擠過去好了，我一邊走，一邊不停地說著：「無可奉告，無可奉告。」
第五頻道的斯坦利第一個跑到我面前，除了大齙牙，他其實還是挺帥的。他把攝影師和錄音師都甩到了後面，單獨跑到我跟前，在我們旁邊走著，我們相互打了個招呼。
「你願意接受採訪嗎？」
「不願意。」我回答。
肯普已經準備打斷他的話了，但我阻止了他，我們繼續往前走著。
「如果你改變主意，能不能先給我打個電話呢？」
「現在別說這些了。」肯普一邊說，一邊伸出手拉住斯坦利的胳臂。斯坦利還是保持了一貫的好脾氣，轉而向肯普做起了自我介紹，開始遊說起他來。斯坦利說，如果我能在聽證後接受一次現場採訪，對大家都好。但斯特恩不允許我對任何人發表評論，所以，當我們走到台階處，面對一片攝像機、聚光燈和麥克風的海洋時，肯普說了一句「我們會考慮的」。我們開始往樓上走，斯坦利緊跟在後面，肯普和我走在巴巴拉的左右兩側，從人群中擠開一條路。
「雷蒙德·霍根即將要指證你，你對此是怎麼想的？」斯坦利和我們分開時，他突然大聲喊出了這個問題。
我猛地轉過身。斯坦利露出滿口大牙，他知道，這個問題擊中了我的死穴。這是怎麼回事？我想。斯坦利可能是看到了法庭的文件檔案，發現尼可把雷蒙德列到了證人名單上，所以才會作出這樣的推測。但他和雷蒙德之間的關係非同尋常，直覺告訴我，他不會隨隨便便喊出雷蒙德的名字的。
按照法庭規定，攝像機是不允許進入法庭內部的，我們穿過大廳的旋轉門時，只有報紙和電台的記者跟著我們擠了進來，他們把錄音機伸到我們面前，大聲喊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們都沒有回答。我們沿著走廊匆匆朝電梯走去，巴巴拉挽著我的胳膊，我也伸出手去拉她的手。
「你怎麼樣？」我問。
她的表情很緊張，但她告訴我她很好。她又說了一句，斯坦利真人沒有電視上帥啊。我對她說，電視里的人都這樣。
對我聽審的是艾迪·莫菲瑞法官，他是金德區高級法院的首席法官。我開始在檢察院工作時，他剛剛離開檢察院。即便在那時候，大家已經對他崇敬有加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非常有錢。他的父親在本市開了很多家連鎖電影院，後來還開了酒店，辦起了電台。莫菲瑞一直不想坐享其成，他當檢察官當了將近十二年，然後又去當私人律師，但只幹了一兩年，就成了法官。他用實力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正直、有能力的法官，雖然還談不上聰明絕頂。去年，根據政府方面的安排調整，他升任大法官，不過還是會主持各種提審，處理審案前期階段與被告之間的協商等事宜。
莫菲瑞法官的法庭是一個有著洛可可裝飾風格的陰暗房間，我在前排坐下來，巴巴拉坐在我旁邊，她今天穿著一套精緻的藍色套裝，我搞不懂的是，她還戴了一頂帽子，帽子前面垂下來一塊黑色的網紗，大概類似於面紗吧。我想告訴她，這還不是我的葬禮呢，但一想到她從來就不喜歡我的這種黑色幽默，便作罷了。在我們旁邊還有三個來自本地電視台的素描師（素描師，在美國法庭中，凡是一些涉及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案件，不允許現場拍照或是攝像，只能用素描畫來記錄庭審時的情形。——譯者注），瘋狂地畫著我的素描畫像。他們後面是記者和法警，都在等待我第一次在公眾場合被叫作殺人犯時的反應。
兩點整，尼可從衣帽間走出來，緊跟在他後面的是莫爾托。尼可倒是很輕鬆，一邊走一邊回答著記者的問題，記者也一路跟著他走到了前廳，他站在門口繼續和記者說話。我心裡暗想著，這就是見鬼的新任檢察長。巴巴拉一直握著我的手，尼可的出現讓她握得更緊了。
當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見到尼可時，我一眼就覺得他是那種非常聰明的孩子，我在學校、在社會上都見過這樣的孩子，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努力不想讓自己成為那樣的人：他們雖然聰明，但喜歡裝作無所不知、滿嘴大話、喋喋不休。當時，我們一批新入職的人很少，我和尼可迅速熟絡了起來。我們一起吃午餐，幫助對方準備案件的材料。過了幾年，由於性格上的差異，我們最終還是漸漸疏遠了。我在州最高法院當了多年的文職人員，才當上律師。而尼可則和檢察院其他很多人一樣，一來就帶著深厚的人脈關係。我那時經常聽到他在電話上同別人的談話。他的堂兄埃米利奧·托納提是區委官員，尼可曾經在他那裡當過轄區區長，也正是這個堂兄，幫尼可趕在雷蒙德最後一批的招聘中，順利進入了檢察院。尼可對區政府大樓里一半的人都很熟悉，而且經常會參加政治圈裡的各種高爾夫球賽和晚宴，到處拉幫結夥。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律師。雖然他不喜歡待在圖書館，但他確實很能寫材料，在法庭上的表現也很出色。過去這麼多年來，我發現他在法庭上是那種典型的檢察官風格，嚴肅、堅韌、毫不留情。他有一種很獨特的緊張感，我只能用故事發展的高潮去形容那種緊張。上個星期，當斯特恩和肯普問我和尼可一起處理的最後一個案子時，我就是這麼形容他的。
那個案子大概是八年前的事了，尼可和我當時剛剛被指派到重案庭，我們都迫不及待地想做好新工作，所以同意接手去處理一個必輸無疑的強姦案。
我跟斯特恩和肯普講，尼可讓一個名叫露西爾·法倫的女人作為目擊證人上庭作證。露西爾是一個黑人女子，那天下午四點正在一個酒吧里，就在那時，她碰到了被告弗萊迪·麥克，他們便攀談了起來，而當時，她失業下崗的丈夫正在家裡帶四個孩子。露西爾和弗萊迪相談甚歡，露西爾同意讓弗萊迪開車載自己回家。而弗萊迪是一個四進監獄的慣犯，之前就曾經犯過強姦罪和故意傷害罪。他開始變得有點興奮，對露西爾開始動手動腳，露西爾表示反抗，結果還是遭到了強暴。
尼可和我花了很長時間幫露西爾準備證詞，但幾乎沒有什麼效果。她是一個穿著緊身裙的胖女人，又邋裡邋遢，看上去驚慌失措，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件可怕事情總是說得含含糊糊。出庭的那天，她丈夫也來了，坐在前排，她便臨時撒了謊，在法庭上編造了一個全新的故事。她說，她碰到弗萊迪的時候他正從酒吧出來，找她問路，尼可對她問話時，她回答得一塌糊塗。
「弗萊迪先生當時都做了些什麼，法倫太太？」
「他就做了那事。」
「什麼事，太太？」
「他一直說的那個事。」
「他是不是和你發生了性關係，法倫太太？」
「是的，先生，他做了。」
「他是不是讓他的陰莖進入了你的陰道？」
「嗯。」
「那麼他把刀放在哪裡了？」
「就在這裡，就壓在我脖子上，緊緊地壓在這裡，我每次呼氣的時候，都覺得他會一刀割開我的喉嚨。」
「好的，太太。」尼可正要走開，這時，坐在律師席上的我遞給他一張小紙條，尼可接著說，「對了，我差點忘了。當時他有高潮嗎，太太？」
「什麼？」
「他有高潮嗎？」
「沒有，先生。他開的是一輛福特車。」
尼可沒有笑，他從來不會笑。倒是法官笑得躲到了桌子底下，還有一個陪審員簡直是從椅子上笑翻了，尼可卻連晃都沒有晃一下。「等到我們都退庭以後。」我告訴肯普和斯特恩，「尼可發誓，他再也不會和我一起辦案子了。他說，因為我當時也笑了，我讓陪審團產生了一種不嚴肅的感覺。」
今天，尼可倒是看上去非常開心，周身都散發著一種權勢的光芒。他站得筆直，穿著一套深色的新西裝，又別著一朵小小的康乃馨，顯得很整齊乾淨。他前後走動，和記者隨便閑聊幾句，對記者提出的各種問題，總是能在回答中巧妙地加上幾句個人意見，舉手投足之間很有一種吸引人的活力。我想，有一點兒是絕對肯定的，那就是，這個渾蛋很高興看到我現在的下場。他是這段時間各大媒體上的英雄人物，是破獲了年度第一大謀殺懸案的人。隨便拿起一份本市的報紙，都能看到他那張臉。上周，我就在報紙上看到了兩個專欄，都建議尼可去參加兩年後的市長競選。尼可的回答是，他只會對波爾卡羅效忠，但看到這些專欄的人大概都知道這背後的策划到底是誰。
斯特恩說，不管怎樣，尼可已經表示了要公平公正地處理這個案子。他也許對媒體說了不少我們都認為不恰當的話，但並不是所有透露出去的消息都是他說的，甚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