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的那一天天氣晴朗。頭天晚上，我和麥克·杜克、拉倫還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辦公室里，他們覺得好天氣對選舉很有利。目前，黨內已經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選民真正關注候選人，而不是受黨派意願的支配。過去的這一周，情況有點奇怪。每次出現不利的發展局勢時，你會說，沒希望了，但過後，你還是會充滿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辦公室里，他們還在討論有沒有贏的機會。《論壇報》和第三頻道又聯合舉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就在波爾卡羅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結果顯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個百分點。麥克說，他覺得從那之後，情況開始不斷好轉，雷蒙德暫居下風的形勢反而讓他又獲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們四個大男人，就那樣滿懷信心地坐在那裡。
在辦公室里，和往年一樣，隨著選舉的臨近，氣氛卻越來越輕鬆，大家都感覺快要熬到頭了。檢察院的這些人都是擅長陰謀詭計的政客和受雇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職期間，卻由於雷蒙德的反對，沒能去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以前，曾經有副檢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競選活動的門票，大撈了一筆，那樣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在十二年的時間裡，雷蒙德從來沒有以捐贈的名義向自己的下屬要過一分錢，也沒有請求過任何人幫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經在這工作的人，為了保住各自的飯碗，都暗中保持著對黨派的忠誠。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經和波爾卡羅達成一個協議，協議的其中一個內容就是，在選舉的這一天，雷蒙德會給檢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員放假一天，這些支持黨派的人會挨家挨戶敲門分發傳單，開車把年紀大的選民送到選舉站，全程跟蹤選舉結果，等等。今年，他們做的這一切都將會是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沒有什麼特定的任務。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辦公室，在這艘即將觸礁沉沒的輪船上繼續擔任大副的角色。還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師，有的在準備總結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個年輕點的檢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聯邦檢察院的工作了，或進行反舞弊宣傳，或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或處理應對各種投訴。例如，哪台投票機壞了，哪個投票點有人帶了一支槍，哪個監票員佩戴了一枚支持某個候選人的徽章等。我在辦公室里，也會偶爾接到打來彙報最新動向的電話，或是媒體打來詢問情況的電話，我會盡職盡責地向他們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暗中破壞民主選舉進程的跡象。
四點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蘭澤的電話。他說有人打開了大廳里的一台電視機，還有一個半小時投票才會結束。現在，每個人都在故作輕鬆地談論著可能出現的結果。但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好報告的了。
「他肯定輸了。」利普蘭澤告訴我，「我在第三頻道的朋友看見了他們的初步投票結果。他說，以目前的趨勢看，尼可可能會以八至十個百分點獲勝。」
我的心再一次猛烈地跳動起來，我的五臟六腑都糾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著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樓，看著市中心一排排建築的瀝青屋頂，看著兩個街區外的小河和河裡污濁翻騰的河水。我已經坐在這棟大樓里的這個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卻還是讓我覺得很陌生。
「好吧。」最後，我終於沉重地說，「還有什麼？」
「沒了。」利普蘭澤回答，「就是跟你說這件事。」他等了一會兒，又說，「我們還要繼續查卡洛琳的案子嗎？」
「你難道還有別的事要做？」
「沒有。」他說，「沒有啦。今天，有人來我這裡拿走了所有的報告，是給莫拉諾警察局長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麼樣？」
「我覺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槍搶劫時，他都沒有看過那份報警報告。」
「如果你有個丈母娘。」我說，「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了。」利普蘭澤聽懂了我的笑話，他知道，我這是在為我之前的不耐煩道歉。「他們大概只是想讓尼可知道最新的情況。」我說，「莫爾託大概從一開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報告的複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對勁，今天施密德親自來了，表情還很嚴肅，像是有人槍殺了總統一樣。」
「他們就是做做樣子罷了。」
「可能吧。我等會兒就要去北區法院，找一找那邊的文件檔案。」利普蘭澤說的是我上次去過三十二區分局以後，我們一直在找的丟失的那份檔案，「他們說五點之前能從檔案室拿到資料。我想早點去。你今天晚上在哪裡？我萬一找到什麼，去哪兒找你？」
我告訴他，我會在雷蒙德的聚會上，應該是在酒店。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急著要一個調查結果了，但利普蘭澤說，無論有沒有發現，他都會來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達一下自己對他的敬意。
「況且，愛爾蘭人的聚會。」利普蘭澤說，「還是很好玩的。」
利普蘭澤的預計一點兒也沒錯。聚會上有樂隊演奏著震耳欲聾的音樂，有容光煥發的年輕女孩唱著歌，跳著舞，她們胸口掛著印有選舉口號的小牌子，頭上戴著印了選舉宣傳畫的小帽子，都用淺綠色的藝術字寫著「雷蒙德」的字樣。在舞廳前面，空無一人的演講台兩側，豎著兩張三米高的雷蒙德的巨幅照片。我在舞廳里來回穿梭，和大家隨意打著招呼，感覺卻糟透了。
七點半，我來到五樓雷蒙德的套房，房間里到處是幫助過雷蒙德參與競選的人。一個梳妝台上擺著三盤冷盤和幾瓶酒，但我沒有喝。三個房間里起碼有十台電話，所有的電話都在叮叮作響。
到了這個時候，本地的三家電視台都預測尼可會贏得最終的勝利。拉倫法官手裡拿著一杯威士忌，搖搖晃晃地走過來，嘟嘟囔囔地說著投票後民意調查之類的事。
「這是第一次。」他說，「我看見人還沒倒下，就已經被宣布死亡了。」
雷蒙德卻表現得很冷靜。他坐在最裡面的一間卧室里，一邊看電視，一邊打電話。當他看見我的時候，掛了電話，走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兄弟。」他說。我知道，這句話他今天晚上大概已經在其他人面前重複了十幾次了，但我還是很感動，也很激動，為能夠成為這個悲傷大家族裡的一員。
雷蒙德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我坐在他旁邊的腳凳上，一瓶打開了的威士忌放在桌上，還有一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雷蒙德接著打電話，和拉倫、麥克·杜克、喬·瑞利商量著什麼。我還記得以前，我也是這樣坐在我父親身邊，陪他看電視里的球賽或是聽收音機里的賽況直播。我在坐到他旁邊之前，總是先要徵求他的同意，那是我們父子之間最溫情的時光。我長大一些後，父親喝啤酒的時候，還會時不時把啤酒遞給我，有時我們也會大聲對球賽評頭論足一番。
最後，話題終於談到了如何上演最後的謝幕。雷蒙德是先應該和尼可談談，還是應該先下樓對他的忠實擁護者說幾句？他們決定，還是先和尼可談談。麥克說，雷蒙德應該給尼可打個電話。喬說，發個簡訊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說，「尼可就在街對面。我直接過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讓拉倫去安排他和尼可的會面和演講，然後回到這裡，接受媒體記者一對一的採訪。他讓梅可把採訪都安排在九點半前後，然後，他會在十點接受斯坦利的現場直播採訪。
直到這時，我才發現梅可也在房間里，她坐在背對我們的一張椅子上，轉過身，對我說了兩個字：「傷心。」
雷蒙德說想和我私下聊聊，我們便走進了更衣室，更衣室位於兩個卧室中間，裡面是一個帶大衣櫃的洗漱間。
「你怎麼樣？」我問。
「還不算太糟，但我會撐下去的。你聽好。」雷蒙德說，「我那天跟你提過的那件事，我去見尼可的時候，會主動提出辭職。我不想再聽什麼廢話了，我也不想讓人覺得我賴著不走。尼可既然這麼想當檢察長，那就讓他當吧。只要金德區的區長同意，他想當什麼都可以。」這真是搞笑。波爾卡羅就是區長，他還是黨內主席，同時還是市長，這個傢伙的頭銜比國際公司老總的頭銜還多。
我告訴雷蒙德，他做的這個決定很明智。我們看著對方。
「我應該向你道歉，拉斯迪。」雷蒙德說，「如果說要我選一個副檢察長接任，你知道，我絕對會選你。我當初就不應該自己參選，應該推舉你的。只是那些人逼我逼得太緊，都讓我再試一把。」
我擺擺手，搖搖頭，沒有讓他繼續說下去。
拉倫把頭伸進房間。
「我剛剛正在跟拉斯迪說。」雷蒙德告訴他，「我一開始就不應該繼續參選，我應該把這個機會讓給他。他是新面孔，又是事業有成的檢察官，不是政治圈裡的人，本應該是大有希望的。你認為呢？」
「嘿。」拉倫法官說，「你再接著說，我很快就會同意你的觀點。」
我們都笑了。
拉倫彙報了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