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利普蘭澤指著警局總部的麥克格萊斯大樓說，「他們都把這件事叫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說的是我們對卡洛琳謀殺案的調查，「現在，警察都在這麼說。對雷蒙德來說，時間已經不多了。他不應該對媒體說我們馬上就能破案的，他應該低調一點兒，不應該去接受那四十多次的採訪，還次次都強調我們正在努力查案。」
利普蘭澤的嘴裡塞滿了麵包和紅色的果醬，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的抱怨，他的怒氣已經達到了極限。我們此時站在一片空地前，這裡是公路高架橋下一個像垃圾場的地方。坑坑窪窪的地面上到處是破碎的水泥板，生了銹的、彎彎曲曲的鋼筋從水泥板里伸出來。除此之外，這裡還扔滿了各種各樣的垃圾，瓶子、報紙、報廢的汽車零部件。被揉成一團的白色包裝紙和被壓癟的紙杯像雪團一樣散落在地上，都是在街對面的小吃攤買過東西後的顧客扔下的。那裡是利普蘭澤最喜歡的一個地方，是義大利人開的，專賣三明治，他們會把一整片小牛排肉上塗滿沙司醬，塞進維也納麵包卷里。利普蘭澤是一個單身漢，晚餐經常沒有規律，所以中午喜歡多吃一點兒。我們各把一隻腳擱在街邊長椅上，把飲料放在椅背上，就這麼開始吃了起來。椅子已經腐壞的木板上，留著街頭黑幫和小情侶們各式各樣的簽名。
我們一邊走回利普蘭澤的車上，一邊交換了信息。我說了和卡洛琳兒子會面的情況，但也說明了他並沒有提供什麼有價值的線索。利普蘭澤介紹了他最新的行動，他去詢問了那個說自己曾經見過一個陌生人的卡洛琳的鄰居。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利普蘭澤說，「我告訴你，她可真厲害，真能說啊！」他搖著頭，「她說她願意去警局看看嫌疑犯的照片檔案，不過，她要是真來，我得先找個耳塞。」
「檔案查得怎麼樣了？」我說的是州警局裡關於性犯罪案件的檔案資料。
「什麼都沒查到。」利普蘭澤說。
「沒找到類似作案手法的案子嗎？」
「我去問話的那位太太說，她曾經在一本書里看到過類似的作案手法，但她認識的人里可沒有這樣做過的人。天哪，她看的都是些什麼書啊！上班難道還沒上夠？下了班還要看這些東西？」
利普蘭澤開的是他專用的警局公車——一輛金色的阿力士，雖然車身上沒有任何標記，但和其他所有的警局公車一樣，都是全黑的輪胎，以ZF開頭的特別牌照，全市每一個小混混基本都能一眼認出。利普蘭澤把車開上馬路，我們要開車回市中心，他在各條車道之間來回穿梭，繞了個彎，來到金巴克區，這裡是我以前住的地方。路上的車輛很多，我們慢慢沿著馬路挪動。就是那裡，我想，就是在那裡。我父親離開之後，他的堂兄麥羅斯買下了他的麵包店，連招牌都沒有換，還是深藍色的那幾個大字，薩比奇麵包店。
雖然我以前每天都在麵包店裡工作，但對店裡的樣子，我卻只記得幾個細節了，門是夏天的那種紗門，透過門，街上來來去去的人影好像都變了樣，櫃檯後面擺著一摞藍色的金屬託盤，收銀機是鐵的，很重，上面還有一個圓圓的鈴鐺。我六歲的時候，父親第一次要我來店裡幫忙。我反正也沒事做，來店裡還能幫把手，又不用支付工錢。他教我怎麼疊那些光滑的白色蛋糕盒。我每次都在布滿蜘蛛網的地下室里疊好一打，然後把它們拿到店裡。盒子很光滑，又重，邊緣非常鋒利，像刀片一樣，弄得我的指關節和指尖經常被劃破。我開始越來越害怕這項工作，況且父親又認為，蛋糕盒上哪怕留下了一絲血跡，那也是一種奇恥大辱。「這裡又不是屠宰場。」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混雜著憎恨與厭惡，讓我恐懼不已。我回憶中的這段時光，彷彿總是在夏天，走廊里的空氣都凝固著，好像是身處陰濕的沼澤地，再加上烤箱散發出來的乾熱，讓人在店裡走動都覺得疲勞無比。我經常夢到我把一個蛋糕打翻到了地上，嚇得大汗淋漓，父親則在沖著我大吼大叫，那種恐懼就像硫酸，侵蝕著我全身的骨骼和血管。
如果我要給我的父親畫一幅像，他的臉會是怪獸的模樣，他的心會像龍一樣長滿鱗片。他表達情感的方式太複雜難懂、太令人窒息，還夾雜著一種怨恨，彷彿不願意承認對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感情。如果有人問我，如果父母分開，是選擇跟父親還是跟母親，我不會有絲毫猶豫。父親一直把我當作母親的私人物品，就像我們住的那間公寓、牆壁上掛著的畫，以及被他砸爛的那些傢具一樣。我在長大的過程中，明白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媽媽愛我，而爸爸不愛。
父親的成就感來自於每天打開店門的那一刻，來自於給烤箱點火，來自於拉開百葉窗迎客，來自於每天關店門時把地上的灰塵從後門掃出去，當然，如果你能把他那種無動於衷的表現也稱作成就感的話。他們家四代人都是做麵包生意的，他只是按照父輩的教導在行事。他的標準是絕不屈服，他的風格是一絲不苟，他從來不會刻意討好顧客。他是一個無趣又保守的人，做不出那樣的事。實際上，他把每一個走進店裡的人都當作是潛在的敵人，是來挑三揀四、斤斤計較、花言巧語的人，但他的收入一直很穩定。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可靠的人。他不相信手下的員工，他自己一個人至少在做兩個人的工作，他二十多年從來都沒有繳過稅。
他是一九四六年來到這個國家的。他給我取的名字是他從小長大的小鎮的名字，那是在塞爾維爾一個離貝爾格萊德兩百里的鎮子，鎮上幾乎每個人都是游擊隊員。一九四一年，納粹入侵，所有的成年人都被逼著在學校旁邊站成一排，然後被槍斃了。小孩子留了下來，沒人看管。我父親當時差不多十八歲，但長了一張娃娃臉，僥倖逃脫。後來，他和一群游擊隊員在山區遊盪了六個月，被抓住了。「二戰」剩下的時間他是在集中營里度過的——一開始是納粹的集中營，戰爭結束以後是盟軍的難民營。他在美國的親戚想安排他來美國，用盡各種辦法，通過美國駐當地的使館人員，歷盡了千辛萬苦，才讓父親成了難民營里第一批進入美國的人。但是，父親在美國待了一年以後，就和救出他的這些姑姥姥以及表兄連話都不說了。
突然，我耳邊傳來刺耳的汽車聲，我回過頭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白人男子坐在我們後面的車裡，正使勁按著喇叭，朝我們做了一個挑釁的手勢，我才意識到，利普蘭澤居然把車停在了路中央。我以為他會反應過來，讓其他車先走，但當我轉過頭看他臉上的表情時，他的眼神卻在閃爍，一動不動地盯著馬路前面的車。
「毛髮和纖維的分析報告出來了。」利普蘭澤終於開口了。他灰色的眼睛，稜角分明、顴骨高聳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平靜得像是一面池塘。
「有什麼發現？」我問，利普蘭澤便一五一十地複述了報告的內容。他們在卡洛琳的衣服和身體上找到了一種地毯的細小纖維，而這種地毯在她的公寓里並沒有。這是一種人造纖維，加工製作應該都是在國內。顏色是一種叫作蘇格蘭麥芽的顏色，很流行。他們沒辦法確定染色的批次，從質地上來看，可能是來自工業編織機，也可能來自家用編織機。總之，在金德區，大概能在五萬個家庭和辦公室里找到這樣的地毯纖維。在卡洛琳的手指和指甲縫裡沒有任何毛髮或皮膚組織，這就證明，在她被綁起來之前，確實沒有和兇手發生過搏鬥。在屍體附近找到了唯一一根和卡洛琳頭髮顏色不同的人類毛髮，經過分析，是來自女性，所以這條線索也不重要了。用來綁住她的繩子是普通的晾衣繩，美國製造，每一家大小超市都有賣。
「這對我們沒什麼幫助啊！」我告訴利普蘭澤。
「確實。」他回答，「但至少，我們知道了她沒有抓傷過什麼人。」
「我在想。」我說，「我一直在想我們上周說的話，兇手也許真是她認識的人。我還記得在法學院念書的時候，在課堂上討論過一個案例，一個人意外死亡，他的人壽保險公司拒絕賠付，於是，他妻子對保險公司提起了訴訟。這整個案子非常諷刺，因為最後法醫鑒定的結果居然是，這個男人把繩子套在脖子上手淫，想尋求刺激，沒想到把自己給弔死了。千真萬確，他自己把頭伸進繩圈裡，又不小心把腳下的凳子踢翻，結果就一命嗚呼了。」
「真的假的？」利普蘭澤大聲笑起來，「官司誰打贏了？」
「我記得是保險公司。法庭方面認為，這樣的風險保險公司可以不用負責。總而言之，卡洛琳的死會不會也是這樣的情況。綁上繩子是為了尋求刺激，結果玩得過了火。我越來越覺得是這樣，因為這案子實在太奇怪了，沒法用常理解釋。」
「那她為什麼後來又被敲碎了頭呢？」
「也許是她的相好害怕了。他為了尋求刺激，給她綁上繩子，然後兩人發生了關係，結果事後她暈了過去，他以為她死了，便想把現場布置成強姦殺人的場景，才敲碎了她的頭。」
利普蘭澤搖搖頭，他並不贊同。
「你這有點扯了。」他說，「我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