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里瀰漫著一種奇怪氣氛，好像一切都亂套了。大廳里空空蕩蕩，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唯一兩個留守辦公室的秘書在走廊里跑來跑去，忙著接電話。
即便是在最輝煌的時候，金德區檢察院也流露著一種沉悶的氣氛，絕大多數的副檢察官都是兩人共用一間擁擠的辦公室。這幢區政府的辦公樓修建於1897年，是當時剛剛時興的工廠高校建築風格。堅固的紅磚外牆，配以古典風格的立柱，讓人第一眼看見就知道這是一處公共建築。辦公樓里，房間的門上有橫窗，窗戶上有窗欞。牆壁被漆成苔蘚般的暗綠色，像是醫院。最糟糕的是裡面的燈光，暗黃陰沉，顯得陳舊不堪。這就是我們辦公的地點了，兩百名職員在這裡忙忙碌碌，努力處理著這座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和周邊兩百萬人口的區縣中發生的每一樁案件。夏天，這裡像熱帶叢林，又熱又潮，陳舊的窗戶與電話鈴聲一起震動。冬天，暖氣到處漏水，陽光再燦爛，也有一絲永遠揮之不去的陰沉。這就是我們中西部地區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辦公室里，利普蘭澤正在等我，他躲在門後面坐著，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兒去了？」他問。
我把外套扔到一張椅子上，說：「有人死了，你怎麼還這麼無動於衷！對了，你上哪兒去了？所有警齡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從來不參加葬禮。」利普蘭澤乾巴巴地說。我覺得，一個專門查兇殺案的警察卻討厭葬禮，這其中應該有些深層次的含義，但一時半刻又想不出來，只好把這個念頭暫時放下。我工作的情況就是這樣：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隱含深意的徵兆，但總又記不起來，它們瞬間來去，只留下一個影子，像飛奔而過的小動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來。我的辦公桌上有兩樣東西：一樣是檢察院里負責人事管理的梅可寫給我的留言條，另一樣就是利普蘭澤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條很簡單：湯米·莫爾托在哪兒？我突然想到，除了我們對莫爾托玩政治陰謀的推測之外，是不是也該派個人去醫院和莫爾托家裡看看。已經死了一個副檢察官了，別再出什麼意外才好。利普蘭澤給我的信封上貼著警局鑒證科的標籤——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爾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被害人還有一個兒子？」我一邊找拆信封的裁紙刀，一邊問。
「真的假的？」利普蘭澤說。
「還是個孩子，看上去十八九歲的樣子，他也去參加葬禮了。」
「真的假的？」利普蘭澤又說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煙，「參加葬禮居然還有驚喜。」
「我們應該找個人去和他談談，他在這兒念大學。」
「把地址給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諾又跟我說，『雷蒙德的人怎麼吩咐，我們就怎麼做』。」莫拉諾是警察局長，是和波爾卡羅一夥的，「他在等著看雷蒙德出醜呢！」
「他和尼可都一樣。對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個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經過告訴利普蘭澤，「尼可對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麼一分鐘，我甚至都有點相信他了。」
「他會表現得很好，好得超過人們的預料。到那個時候，你就後悔莫及了，後悔你自己沒有參加競選。」
我做了個鬼臉，誰知道呢？現在有利普蘭澤幫我，我不用操心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參加大學同學的聚會時，收到一張問卷調查表，上面問了很多私人的問題，我覺得都很難回答：你最崇拜的現代美國人是誰？你最重要的身體特徵是什麼？你最好的朋友叫什麼名字，描述一下他。對最後一個問題，我思考了一會兒，最終寫下了利普蘭澤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寫道，「是一個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個子，吃飽了飯後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頭髮剪得很難看，看上去有點陰險，像在街頭遊盪的小混混，他每天抽兩包駱駝牌香煙。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共同點，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裡很厲害。」
我第一次認識利普蘭澤是在七八年前，那時，我剛剛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則剛剛開始在警局兇殺案調查組的工作。從那以後，我們一起辦了十來個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覺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險。利普蘭澤的父親是西區分局的巡警，父親過世後，利普蘭澤就從大學退學，繼承了父親的衣缽，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檢察院工作，擔任警局駐檢察院特別專員。從理論上說，他的工作是檢察院和警方之間的聯繫人，協調處理涉及各種特殊利益關係的兇案調查。但實際上，他就像一顆流星，總是獨來獨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彙報工作情況，而施密德關心的只是每年年終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兇殺案破案的任務指標。所以，利普蘭澤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在酒吧和碼頭出沒，和任何能給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兩杯——這些人包括小流氓、記者、流浪漢、聯邦探員，等等，任何能讓他了解那些黑幫大佬近況的人，而利普蘭澤對黑道的研究可謂專家水平。最後，我終於明白，也許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總是悶悶不樂吧！
我手裡還拿著他送來的信。
「這裡面是什麼？」我問。
「有三頁案子的報告，還有不少屍體的照片。」那三頁紙是現場警察的情況彙報，我曾經和這些警察直接談過。還有警局法醫熊谷醫生的解剖報告，熊谷是個個頭矮小、長相奇怪的日本人，像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宣傳畫里直接跳出來的一樣，他有個外號，叫「不痛」，是個很難應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證，沒有哪個檢察官不向上帝祈禱的。
「結果怎樣？到處都發現了精液嗎？」
「只有在陰道里。她死於頭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從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說她的肺里其實有空氣，兇手肯定是用什麼東西打了她的頭。『不痛』也不清楚兇器是什麼，不過他說，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在她的公寓里尋找兇器？」
「我們把那裡都翻遍了。」
「有沒有什麼東西明顯不見了？蠟燭台？書夾？」
「沒有！我已經派了三支不同的隊伍，徹底搜查過了。」
「那麼。」我說，「這個兇手就是有備而來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兇器帶走了。我不敢確認這個人是不是有備而來，看起來，他打她只是為了要制服她，沒想到把她給打死了。我認為——你看到照片之後也會這樣認為——他用來捆她的繩子，打的是活結，還有，他還曾經試著壓在她身上，這些應該都只是想讓她安靜下來。」利普蘭澤說，「他原本只想強姦她。」
「有意思。」我說。
「很有意思。」利普蘭澤說，「這個兇手非常有意思。」我們都沉默了片刻，他繼續說，「我們在她手臂和手掌上沒有發現擦傷，什麼都沒有。」這就說明，在卡洛琳被綁起來的時候，她並沒有掙扎過，「瘀傷在後背右邊，應該是兇手從後面打她的地方，是先打了她然後再把她綁起來的。只不過奇怪的是，他完全可以一開始就把她弄死，變態殺人犯一般應該都是很殘忍的。」
這我就不知道，我聳了聳肩。
我從信封里最先拿出來的是照片。照片很清楚，彩色的。卡洛琳的公寓在河邊，原本是一座倉庫，後來被改建為閣樓式公寓。她用中國屏風和厚重的掛毯把最外面的大房間隔開了，整間房子的風格很現代，但也有一些優雅、經典和古樸的裝飾，她被殺的地方是在廚房外面的客廳。最上面的一張照片是整個公寓的全貌，客廳里的咖啡桌上鋪著一塊厚厚的綠邊玻璃，桌子的黃銅支腳已經掉了，一個矮腳凳也倒在地上。總體上，我還是同意利普蘭澤的觀點，這個案子和我所見過的其他案子相比，確實沒有什麼打鬥的痕迹。地板的厚絨地毯上有一塊血跡，形狀像一大片輕柔的雲朵。我抬起頭，後面就是屍體的照片了，但我覺得我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去看。
「『不痛』還說了什麼？」我問。
「這個兇手放的是空彈。」
「空彈？」
「是，你會感興趣的。」利普蘭澤努力回憶著熊谷醫生關於精液的分析結果。精液基本沒有滲出陰唇，也就是說，在發生性關係之後，卡洛琳可能就沒再站起來，這也是我們認為她被強姦和謀殺應該是同時發生的另一個原因。四月一號她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是七點過一點兒，熊谷認為，死亡的時間大概在九點左右。
「十二個小時之後，屍體才被發現。」利普蘭澤說，「『不痛』說，通常在這個時間段之後，如果用顯微鏡觀察，應該還能在輸卵管或子宮裡發現一些活性的精子。但這個人的精子沒有一個活性的，什麼都沒有。『不痛』認為，這個人應該沒有生育能力。」利普蘭澤刻意強調了最後幾個字，「他說，這可能是之前得過腮腺炎引起的。」
「所以，我們找的是一個沒有小孩而且曾經得過腮腺炎的強姦犯？」
利普蘭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