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崇一就是歐陽德（1496—1554年），崇一是他的字，他的號是南野，江西泰和人，官至禮部尚書。歐陽德為人敢於「讜言正論」，不避權貴，臨危不懼。他服膺王守仁的「致良知」說，並以此重新解釋《大學》「格物致知」的意旨。歐陽德是江右王學正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影響較大。他在發明師旨、衛護師說方面功不可沒，尤其對「格物致知」意旨的闡發，對於挽救王門中「歸寂」派的流弊，作用尤大。著有《歐陽南野集》。
原典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雲「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語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處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譯文
歐陽崇一來信說：「先生說：『人的德行良知不倚仗見聞，如果說多聞而選擇其中的善依從，多看自然有認知，顯然這是只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這就成為次要的問題了。』我個人認為良知雖然不是因為見聞才具備的，然而學者的知識，未嘗不是從見聞中產生的。躊躇於見聞當然不對，但是見聞也是良知的具體實踐。現在先生說『落在第二義』，恐怕是針對那些專門把見聞當做學問的人而言的，如果為了致良知而在見聞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我這樣想先生覺得如何？」
良知不從見聞來，而見聞卻是良知的運用。所以良知不能由躊躇於見聞而來，但又離不開見聞。孔子說：「我有知嗎？沒有。」良知之外，沒有別的知了。因此，致良知是學問的關鍵處，是聖人教育人的第一教義。現在說專門探求見聞的細枝末節，那就失去了主宰，把良知落到了次要位置上。近來，同志們都已經知道了致良知的學說，可是大家下工夫還是有許多模糊之處，正是欠缺你這一問。
一般說來，學問功夫關鍵是要抓住主宰，如果明確了主宰就是「致良知」，那麼凡是見聞也都是「致良知」的功夫。所有日常瑣事，見聞應酬，雖然頭緒繁多，但都是良知的發揮運用流傳；沒有了見聞應酬，也就沒有什麼良知可致了。因此見聞與致良知都是一件事。如果說致良知要從見聞中求，則話語之間難免會把良知見聞看成兩件事。這雖然與只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然而從沒有領會「精一」的宗旨上來看，則是一樣的。至於「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然說到「擇」，又說到「識」，可見良知已經在中間發揮作用了，但它的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選擇認識，將主宰給失去了。崇一你對這些問題認識得已經十分清楚，今天這一問，正是為了闡明致良知的學說，這對於同學都有很大益處。只是語意表達還不太透徹，會產生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情況，不能不精心體察。
解讀
王陽明認為，良知作為先驗的道德意識，不依賴於後天的見聞知識，是生而具有的；經驗認識活動都是良知發生作用的表現，而對於種種經驗認識活動，良知都是其中的主宰。這裡，陽明先將良知與見聞之知區別開來，但馬上又將兩者統一起來，說致良知與求見聞並非兩樣功夫，在實際的道德實踐中難以分開。這就是陽明一方面反對「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另一方面也反對脫離見聞酬酢的空談的原因。
原典
來書云：「師云：『《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並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譯文
你信中說：「先生說：『《易經·繫辭下》孔子注中所說的何思何慮，是說所思所慮只有天理，再沒有別的思慮了，並非說無思無慮。心的本體就是天理，有什麼可思可慮的？學者下工夫，雖千思萬慮，但目的只是要恢複心的本體，不是以私意來安排、思索出天理來的。如果刻意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學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思索。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間犯前一個毛病，最近又犯後一個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發揮運用，它和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有什麼區別呢？恐怕我認了賊作兒子，還迷惑而不自知呢！」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考怎麼少得了呢？空守沉寂與安排思索都屬於私慾用智，這也是喪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靈覺之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發揮運用。如果是良知發揮運用之思，則所思的就是天理。良知發揮運用之思，自然明白簡單，良知也自然能認識。如果是私意安排之思，自然思緒萬千，紛紜繁擾，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邪正，良知沒有不知道的。之所以會出現認賊作子的情況，正是因為致知之學術還沒完全明白，不知道應該在良知上體察認知罷了。
解讀
王陽明這裡所說的「思」並不是理性的思維活動，而是「在良知上體認」，從「為善去惡」來拂拭自己的昭明靈覺的本體。同時，在他看來，衡量正確與謬誤的標準，是「良知」的自明，「天理」的自發。這就是說，合於道德律的，才是「是」和「正」，而違背道德律的，便是「非」與「邪」。
原典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雲「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雲「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