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1486—1545年），字尚謙，號中離，人稱中離先生，明代揭陽縣龍溪都（今廣東潮安縣庵埠鎮薛隴鄉）人。薛侃富有文才，明武宗正德丁丑二年（1517年）考中進士。考中進士後，即以侍養歸，與長兄薛俊談及陽明先生之學，薛俊聽後大為讚賞，同薛侃攜弟薛僑、子薛宗鎧等到江西贛州拜王陽明為師。薛侃落職回鄉後，於嘉靖十一年到中離溪畔的中離山辦學。他在山中建中離書院，講授王陽明之學，南方各省共有百餘士子聞風而至。由於薛侃積極傳播，使陽明之學在嶺南有更大的影響。
原典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死守著，恐於功夫上又發病。」
譯文
薛侃問：「堅持志向好比心痛，一心在痛上，哪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先生說：「剛開始學習時這樣下工夫是好的，但是要讓自己明白心靈的神明原本就是『出入沒有固定的時間，不知道它要到哪裡去』，這樣功夫才有著落。如果只是死死守著志向，恐怕又是下錯了功夫。」
解讀
在王陽明眼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莫知其鄉」是「無向」，出入無時、無向，即是沒有出入，或者出即入，入即出，這是心之神明至誠無息的境界。而出入有時、有向，則是出入有別，這是「往者屈也，來者信也」的「其次致曲」。人心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活物，思維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息過。思維的內容、方式、次序都不受限制，念念相續。只有將心念功夫落實在志向上才行。
原典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
曰：「何謂知學？」
曰：「且道為何而學？學個甚？」
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
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
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譯文
薛侃問：「專心於涵養的功夫而不講求正確的方法，從而誤把欲當做理，怎麼辦？」
先生說：「人必須是知學講求，也只是涵養，講求方法也不過是修身養性的手段，不講求方法只是因為修身養性的志向尚不明確。」
薛侃問：「知學是什麼？」
先生說：「且說說你是為何而學？學什麼？」
薛侃說：「先生曾教導我們說，學就是學『存天理』，心的本體就是天理，體察認知天理，不過就是要使自心無私慾。」
先生說：「你既然認識到了這層，那麼今後只需要去克制私慾就可以了，還愁什麼理欲不明呢？」
薛侃說：「只是怕哪是私慾、哪是天理認不真切！」
先生說：「還是志向不真切。志向真切了，眼見耳聞都在天理上，哪有認識不清的道理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要藉助外界求得。講求方法也只是體察自己心所見。有自心之外另有一個正確見識呢。」
解讀
修德是以道德為中心的人格培養。王陽明認為，功夫是一種活動而非僅是知識，涵養德行必須求學講論，而求學講論又重在志向明確和真切。志向真切，求學也真切，涵養也真切。這個真切功夫不在心外，而在自己心中的體會和揣摩。否則，自身的境界永遠無法提升。
原典
先生問在座之友：「比來功夫何似？」
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
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
二友惘然，請是。
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慾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譯文
先生問在座的朋友，這陣子功夫進展如何？
一個朋友說自己內心虛明，先生說：「這是說表面現象。」
一位朋友講述了過去和現在的不同。先生說：「這是說效果。」
兩人茫然不解，請教先生。
先生說：「我們現在用功，就是要使為善的心真切，心真切，見善就會嚮往，有錯就會改正，這才是真切的功夫。這樣一來，私慾日漸消弭，天理日趨顯明。如果只沉迷在求光景、說效果上，卻是助長了心靈慣性向外的毛病，就不是真正的格物功夫了。」
解讀
此話說得明明白白，光景、效驗可以求，但不能「只管求」，套句現代人通俗的說法，這些都只是過程，不是目的。
原典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譯文
朋友們在一起看書，經常批評、議論朱熹。
先生說：「這是故意吹毛求疵，是不對的。我的學說和朱熹固然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學問的入門功夫方面有毫釐千里之別，不能不分辨清楚。但我的終極目標和朱熹的心思是相同的。如果朱熹對文義解釋的清晰精確之處，我又怎能改動一個字呢？」
解讀
王陽明繼承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即是理」的本體論，並結合《大學》中的「格物致知」來批評朱熹的理學。朱子認為「格物」有多層次的參究，而王陽明認為「格物」只是一事，即格除心中之物慾。這個過程是通過修身來實現的。因為朱熹是本體與認識分開講的，而王陽明是統一講的，所以朱熹是本體決定認識，所以有那種說法。而王陽明沒有這種決定論的觀念，他認為從身起修，格心中物，即至於聖，如此而已。但王陽明並沒有完全擺脫朱熹的影響，他在詮釋學上，繼承了朱熹的穩健細密。甚至在主觀上他就不想徹底擺脫朱熹。所以有人指摘朱熹，王陽明說了這段話。
原典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
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慾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人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化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慾而存天理耳。猶煉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慾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
先生又曰：「吾輩用力，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慾，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譯文
蔡宗兗（字希淵，王陽明的得意弟子）問：「人固然可以通過學習成為聖人。然而伯夷、伊尹跟孔子比，才智是不同的，孟子把他們同稱為聖人的原因在哪裡？」
先生說：「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的原因，只是其內心純然充斥著天理而無半點私慾的混雜。就像精金之所以精的原因，只是因為成色足而沒有銅鉛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