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吸引我們的他人生活有何魅力？現在流行傳記。專家斷言，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這個文學專業，始於1791年在倫敦出版的詹姆斯·博斯韋爾的《薩穆埃爾·約翰遜的生平》。盎格魯-撒克遜的作家無疑是這個體裁的權威人士，他們把傳記變成一個藝術品。奇怪的是，在西班牙，除了顯著的特例外，幾乎還沒有人從事傳記創作：也許我們過於看重自己的隱私，也許我們接受的是頑固私密的教育（歸根到底是一種阿拉伯傳統）。
前些時候，女作家貝倫·戈佩吉曾對我說，她不喜歡傳記，她覺得這個體裁純粹是搬弄是非。相反，我很喜歡；不是因為能從嚼舌頭中得到什麼，而是因為它鏡子般的特性。我認為閱讀他人的生平時，我們在試圖向他們學習：傳記人物是在生活那片未知領地進行偵察的探險者。我們研究他們的歷險和不幸，渴望推斷出等待我們的那些是什麼東西——一個人在勝利和失敗面前，在衰老、敵意或損害面前，在他人和自我的死亡面前，如何應對。既然世界的偶然性實質越來越明顯，混亂缺乏治標之葯（婚姻不會永遠長久，等待我們的既無天堂也無地獄，已經沒有能適宜安排我們日子的意識形態和宗教），我們需要一張在這麼多的空白中指路的應急地圖。於是當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時，我們逐步繪製自己的私人地圖：珊瑚礁在哪裡，外海和淺灘在哪裡，可以撞碎你的岩石在哪裡。
生命是一個時間歷程；在這路上，歲月逐漸塑造我們，也毀滅我們。或許那是生命的基本問題之一——明天我會是什麼，我會把自己變成什麼？這個系列的女性表明，時間的確起作用；生存本身的航行充滿風險。有些女人徹底遇難了，像埃伯哈特或卡密爾·克洛岱爾。其他人陷入一種巨大的毀壞中，但令人尊敬地戰鬥到底，像弗里達·卡洛和奧托蘭·莫雷爾。有一些女性她們的個人發展不能說服我：可以說她們以某種方式內在僵化了，如瑪格麗特·米德或西蒙娜·德·波伏瓦。還有其他少數女性，隨著時間的流逝生命得以改善，使她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成功，優秀的喬治·桑或喜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這樣的例子。
總之，做這個系列，我得以證實自己所描寫的這些女性都完全生活在常規之外。例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她們一般都擁有許多比她們年輕好多的情人，也經常有痛苦、沮喪和痴迷，她們中間很多人已接近被社會稱之為瘋狂的那片無人之地。但這並非是說那些著名的女性必然都是一些瘋癲的人，也不是說這十五章的女主人公與她們同時代的婦女毫無關係。恰恰相反：她們的憂慮正是她們自身時代的一種反映。我們不要忘記，在很多世紀里，那些不適應女性狹隘角色的女人被判為精神錯亂。瘋狂到底是什麼？不就是你內心的世界觀不被社會所接受嗎？
①珀金斯·吉爾曼（1860-1935）：美國婦女運動著名理論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文學生涯，發表詩歌、短篇小說及社會分析文章。她因發表有關婦女、倫理、勞工及社會等題目的演說而聞名於世——譯註。
例如，1852年1月，當夏洛特·勃朗特經受一次巨大消沉時，醫生禁止她寫作：認為從事腦力工作在女人身上是不正常的，會引發她們的精神危機。許多年之後，已進入二十世紀，醫生們對弗吉尼亞·伍爾芙說了同樣的話（他們從未意識到，在那兩種情況下，寫作或創作是惟一能夠寬慰她們的東西）。幾個世紀里，社會把婦女禁閉起來，剝奪她們的自由和感覺，已經使她們發瘋。這個毀滅過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的例子①。吉爾曼是一位美國婦女，具有藝術志向，已婚，有一個女兒，1880年她經受了"一場精神危機"。她去看那時美國最有名的專家米切爾大夫，對他說，當她旅行的時候，遠離丈夫和女兒，她的病症就消失了，而一回來跟他們在一起，病情就加重。但是米切爾大夫看來根本沒有關注她。
埃倫賴希和英格萊虛的著作《為了她們自己的幸福》收錄了珀金斯·吉爾曼的話，她這樣解釋醫生給她開的藥方："您要過一種儘可能家庭式的生活。始終與您的女兒在一起（應該引起注意的是，給女兒穿衣服這一簡單的事都令我發抖，讓我哭泣）。每頓飯後睡一小時覺。每天只能有兩個小時的腦力活動。在您的餘生永遠別再碰一支鋼筆、一支畫筆或一支鉛筆。"幾個月里吉爾曼試圖乖順地聽從所有這些建議，但這幾乎要了她的命："我危險地接近失去理智。頭腦的垂死變得這樣無法忍受，以至於我目光空洞地坐著，把頭從一邊搖到另一邊。"最後，在"一個清醒的時刻"，吉爾曼明白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想當作家，無法再忍受做妻子的被動命運。於是她離了婚，帶著女兒去了美國的另一端，變成一位女權行動主義的先驅，寫了一本書，在書中講述她的經歷，她因明智而幸福，不再有精神危機。
這些女性當然不是正常的，當然不是。當你稍微了解了那些具體生活，那種隱蔽和緘默的日常工作，你會發現現實與官方的年鑒，與社會的正統觀點，與權力告訴我們的歷史沒有什麼關係。不光指的是婦女，也涉及到許許多多敢於在習俗慣例之外感知、要求和行動的男人。做這個系列，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發現每個生命都是一次歷險，是一種對正確事物之局限性的偏離。總之，那或許才是我學到的最重要一點——正常性是不存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