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女性傳記系列的結尾。不是因為沒有更多的傳記可講，正相反：你越深入女性渺茫的大海，你會遇到越多的女性：強硬或細膩的女性，輝煌或無法讓人忍受的女性，她們都很耐人尋味。歷史之河的遺忘之水充滿了女性遇難者，我們只需登上船，就能夠看見她們。
如果我在此時此處結束，那是因為我自身的疲憊，因為我與她們一起生活了太長時間，以至到了對我的女人產生一種祖傳的痴迷地步，比如要是我看到一部關於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傻電影，片中扮演女作家的女演員范內莎·雷德格雷夫，在一個場景中說她不會游泳，就會令我氣憤——克里斯蒂那麼喜歡游泳，游得那麼好——這真是粗製濫造，我很生氣地對自己說。所以這本書到此結束純粹是一種隨意，就像其他任何章節一樣任意：選題，順序。還有許多迷人的女性可講。例如可以談女作家簡·鮑爾斯，她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甚至有人懷疑她是被自己的摩洛哥女僕兼情人毒死的；可以講不可思議的亞歷山德拉·大衛-奈耳，第一位於1923年進入西藏首府拉薩的西方女性，她最終變成了一個重要的佛教神秘主義者；或者談不可抗拒的埃米莉亞·帕爾多·巴桑，她自由、強大而又淫蕩（只要讀讀她精美而熱烈的小說《中暑》就可以察覺堂娜埃米莉亞是一個激情蕩漾到何種程度的女人）。可以講述所有這些以及其他我尚未提到的女性，甚至別的許多我還不認識的女性。但那將是一項無止境的工作。
顯然，我也沒有講述這本書里出現的女性的全部。雖然我擴展了一點傳記（當它們出現在《國家報》星期天副刊時，受到版面強制性的限制），但不可能把十五個生命的所有豐富和不同的內容全都塞進一卷書里，因此大量的細節我都沒有說。比如我沒說弗里達·卡洛有一個鑲著鑽石的金牙套，總是在盛裝場合戴上它（很奇怪我從未見過一張她微笑的照片）。也沒提到埃米莉·勃朗特拒絕死亡；她試圖在自己面前裝作沒有生病（去世那天她起床的時間同往常一樣，下樓到客廳，開始縫紉），絕望地奮鬥到最後。沒有說瑪格麗特·米德六十歲時外表已很邋遢，又胖又丑，可是旅行時總帶著一個小茶壺，用它燒水獲取蒸汽，來卷頭髮：這個不可思議的賣俏細節，我覺得很感人。而且在所有我不曾提及的關於這些女性的事情中，還得加上其他許多我所不知的有關她們的內容。因為每幀小傳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涵蓋一個完整的生命：所有傳記都不過是現實的一個版本，需要補充的是，在我的敘述中，它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版本。
在《國家報》上發表的這十六篇文章帶來了奇怪的反響。比如登出瑪麗亞·萊哈拉加那篇文章後，與她侄女結婚的安東尼奧·岡薩雷斯·埃蘭斯熱情地寄給我格雷戈里奧·馬丁內斯·謝拉寫給瑪麗亞的一疊信件的複印件，在這些信中再次證實是瑪麗亞創作了那些作品，之後由馬丁內斯·謝拉署名。信件的內容很豐富，比如1926年的這封："胡利奧將交給你一本梅塞德斯·薩阿韋德拉的詩集。我已經答應給它寫序了：你馬上給它寫序，把它給我寄到哈瓦那（原文如此）。"最令人無法置信的是證實了馬丁內斯·謝拉患有一種那喀索斯式的錯覺，因為在向妻子索求稿件的同一段里，他為自己的成功而荒唐地洋洋自得。例如在通過郵局收到瑪麗亞剛完成的一個作品後，格雷戈里奧對她說："直到昨天才交給我《應該幸福》。寫得好極了。有新的憂慮，洞察心理，對話優美。所以我們的作品現在流行，並將繼續流傳。我們已經是有地位的國際作家了。」
這個系列裡的另一些章節曾引起某些爭議。最受爭議的是獻給胡安·拉蒙·希梅內斯的妻子塞諾維亞·坎普魯維的那篇文章，由於受牽涉者的地位和地理上的鄰近所致，這是可預見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家人和某位研究胡安·拉蒙的學者感到有責任捍衛詩人。格拉謝拉·帛琉·德·內梅斯教授，研究胡安·拉蒙的專家及塞諾維亞日記的出版者（剛出了第二卷，也是在阿利安薩出版社出版的），寄來了一長篇優美的文章，因其篇幅而沒有發表，她的論點可以用她的一句話加以概括："胡安·拉蒙沒有抹殺塞諾維亞，她也沒有為他而毀了自己。"在此要表明她的看法（因為我們每個人內心都存在著多種觀點）。
更有意思的是獻給美國女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的情人勞拉·賴丁的那篇文章發生的事。沒幾天《國家報》就發表了格雷夫斯的遺孀貝麗爾（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一封簡訊，說賴丁不是壞人（"她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更壞"），在她周圍沒有形成任何宗派。但奇怪的是我同時收到了一個很接近賴丁-格雷夫斯圈子的人的一封長信。此人請求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出於顯然的理由"），並且很高興終於有人"敢"寫那篇文章中所談的事。他補充說："（賴丁）大概是個巫婆，雖然是一個有顯要能量和智慧的巫婆。我可以向你保證，她的影響效果是長遠的，貫穿了幾代人。有些人在離開她五十年後還不敢談論勞拉，另一些人提到她名字時的反應是擊木驅邪……但也還有一些捍衛她的人……我不知道是因為遭受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還是因為害怕在來世會發生什麼事。的確，儘管她的作品不多，但留下了十二個由她正式任命的文學遺囑執行人。因此要當心！"不用說這兩封信增加了我對勞拉·賴丁陰暗和令人不安的人格的迷惑。
這個系列的發表還產生了一舉兩得的效果。結果，一些女研究員、女記者、女朋友和女檔案管理員開始慷慨地寄給我大量有關女性的資料。我只舉幾個事例：女作曲家馬里薩·曼查多向我講述了她的前輩們無畏的不幸（如十七世紀的芭芭拉·斯綽茲，歷史上為數極少的女作曲家之一，她的流氓父親兼經紀人為宣傳女兒的職業強迫她在一張肖像里擺出裸露乳房的姿勢）；墨西哥的"見證"協會寄來一張哲學家西蒙娜·薇依內戰期間在巴塞羅那的照片：她套在一件衣褲相連的工作服里，看上去瘦極了（請記住她是厭食症患者）；一個名叫"艾達·拜倫"促進男女在數學方面同校教育的機構，它提供了女科學家的一系列肖像。
那個艾達確實是拜倫男爵的女兒，她是計算機領域的一個開拓者：ADA程序設計語言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程序設計語言的創造者中許多是女性，如COBOL這個例子)。說到女科學家，在此我不禁要講述亞歷山大城的伊帕迪婭（370-415）的殘酷經歷，因為它特別有啟示性。伊帕迪婭是一位重要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她著有幾何數學專著和對托勒密規則的評註；發明了一個星盤和一個地球平面球形圖等儀器。她是一個有影響的公眾人物，捍衛理性，拒絕皈依基督教。
由於所有這一切，主教西里洛，一個狂熱的基督教徒，鼓動百姓反對她，並叫人暗殺了她：把她從車上揪下來，脫光她的衣服，把她折磨致死。伊帕迪婭享年四十五歲。我不知道是造成她死亡的報復性虐待，還是她的著作、她的發明一樣也沒倖存下來這個事實更令我恐懼。沉默也吞噬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