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渥茲的生活條件是可怕的；孩子們受悲慘的工作日勞動剝削（直到1833年才出台一項法律，規定不滿十一歲的兒童一周工作不能超過四十八小時），工人們都快餓死了，村裡直到1855年才有下水道系統，糞便水在大街上漫流著。肺結核、斑疹傷寒和霍亂成為地方性疾病；哈渥茲是全英國最貧窮和最缺少衛生的地方之一；嬰兒死亡率達到百分之四十一，人均壽命僅為二十五歲。三分之一的手工紡織者因新機器的採用而陷於失業，另外三分之一被轉包僱用；工業革命帶來了這麼多的痛苦和破壞，以至於產生了極端暴力團體——"盧德派"（源自其領導人的名字內德·盧德，一名當地紡織工），他們從事襲擊工業、暗殺業主和搗毀機器的活動（如今美國的恐怖組織——"一架轟炸機"在干類似的事，他們襲擊與微電子革命有關的目標）。"盧德派"最終被無情地追捕和處決：據說公路上沾滿了他們的鮮血。
勃朗特姐妹成長在這個絕望者的世界裡。作家從何處提取他所寫的東西？——從他對事物、對他周圍本質現實的最內在體察中獲取。彼時彼處的現實體現在它所有的惡劣里。今天的電視、電影和廣告用一種愚蠢和空虛的幸福幌子來裝飾我們的日子。但在哈渥茲沒有任何那種東西；在哈渥茲，生存或是痛苦地死去，或是飢餓和貧困地活著。也許正因如此，勃朗特一家虛構了安格利亞王國和岡德爾王國；他們寧願迷失在那片正好從教區長住宅後面開始的荒原，而不願意接近村子（另外還有一個階級問題：對富人來說勃朗特一家是窮人，但他們又不願與那些工人混在一起）。
埃米莉從未放棄岡德爾；事實上她惟一的小說——《呼嘯山莊》，世界文學的傑作之一——從氛圍和情調上看，都屬於岡德爾紀事（她二十八歲時創作了這部小說）。夏洛特倒是在二十五歲時以極大的努力放棄了安格利亞：當她第一次戀愛時奇怪地放棄了自己的幻想世界。她痴迷但卻沒有回應的激情對象是她的比利時老師，一個已婚男子（勃朗特全家，大概除了安妮，看來都有病態的痴迷）。埃米莉從未戀愛過；她封閉地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裡，一切好像都表明她是厭食症患者。她什麼都不吃，像許多這類女病人，她很聰明，自我苛求，堅定而極端。夏洛特雖未達到這種劇烈的病態程度，可以說她一生也接近於厭食；十四歲時她的女友們就發現她"憔悴，像乾癟了似的"。她的飲食很有問題，常常拒絕吃肉，所以一直長得矮小，瘦極了。而且她像那些厭食女病人通常那樣，對自己的體形著迷；夏洛特長相偏丑，她自認為"令人噁心"。
①騷塞（1774-1843）：英國詩人，散文家，主要由於同早期的浪漫主義運動領袖柯爾律治、華茲華斯結交而出名——譯註。
她們都患有近視，沒有什麼姿色，聰明，有文化，傲氣，貧窮：在那個時代，這些特徵只能使勃朗特姐妹的前途更加暗淡。那時婦女不能進大學，一個正派小姐的就業可能性只有當老師或家庭教師。勃朗特姐妹都曾從事過這兩種卑微且報酬差的職業。但她們渴望的是寫作。二十歲時夏洛特寄給著名詩人騷塞①若干首詩，藝術家答覆她說這些詩很好，但「文學不能是一個女人的生活目標，也不應該是」。這番評論使夏洛特陷入一次嚴重的消沉：她知道作為女人，不該寫作，並努力順從：「我已力圖不僅遵守一個女人應該履行的所有職責，而且要對此感興趣。我不是一直能做到這點：有時當我縫紉或教課時，我寧願在寫作。」在整個勃朗特一家人中，只有弟弟獲准規劃一門藝術家職業。家人都寵愛他，期望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或偉大的畫家。
布蘭威爾是失敗本身的集中體現。他傲慢，以自我為中心，軟弱，他的生活是一個連續的墮落。他打算寫作，但一事無成。他開始了一門當肖像畫家的職業，但九個月後就自認失敗了。他找到一份監護人的工作，卻因為讓女僕懷孕而被趕走；他被僱用為火車站的經理，卻因為賬目上少了錢而被辭退。他獲得另一份監護人的工作，兩年後仍被不體面地開除，因為他成了女主人的情人，一位比他大十七歲的已婚婦女，最終又敲詐她。那時布蘭威爾已酗酒，染上鴉片，遭受震顫性譫妄和暴躁的猛烈襲擊：許多個夜晚他的父親和姐姐入睡時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第二天。在自我毀滅的過程中，布蘭威爾讓我想起了六十年代的那些「失意者」。不管怎麼說，他是浪漫主義時代——人類在深淵中注視自我（布蘭威爾在深淵中注視自己並墜入其中）的那些決裂時代之一，慣於揮霍毒品的創新年代——的產物。例如，在這位年輕的勃朗特的讀物中，就有柯爾律治和德·昆西對鴉片的讚美①。
①德·昆西（1785-1859）：英國散文作家和評論家，以《一個英國鴉片服用者的自白》一書著名——譯註。
②斯卡伯勒：英格蘭北約克郡北海沿岸一區（自治市），十八世紀成為著名的海濱遊覽地——譯註。
就是在這充滿險惡的最後幾年裡，勃朗特姐妹自己出版了她們的處女作，顯示了她們的決心和剛毅：一部只賣出兩本的詩集和1847年的三部小說：安妮風趣的《阿格尼絲·格雷》；夏洛特優美的《簡愛》，以及精湛的《呼嘯山莊》。她們用筆名埃克頓、埃利斯和柯勒·貝爾署名，任何人，甚至她們的出版商，都不知道作者是三位二十七歲、二十八歲和三十歲的外省姑娘。作品獲得了巨大的反響；《簡愛》成為那個時期的偉大成果，雖然評論家們認為作品充滿了「男性的粗魯、髒話和表達的自由」，這最後一個說法像是一種侮辱。評論家對安妮更加咄咄逼人，尤其是對埃米莉，他們覺得她的書「野蠻、粗野和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