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是一個偉人，二十世紀傑出女性之一。然而她外表卻很嬌小；二十三歲時身高還不到一米五，體重只有四十六公斤。1924年她正值那個年齡時，前往位於波利尼西亞的薩摩亞群島旅行，開始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米德那麼瘦小，鬈曲的短髮，藍色的大眼睛，用功學生的眼鏡，小無賴的臉，她像個女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胖了許多。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她像粒炸丸子似的發胖和變扁。自從1960年摔斷一條腿，瑪格麗特一直隨身攜帶一根長長的栗木丫叉。看那個時期照片中的她，圓胖矮小到使人無法置信的程度，揮舞著她原始的手杖。這位女人類學家像一個童話故事中的人物：一個侏儒，一個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女巫，一個古老的巫婆。在任何情況下，她是一個介於笑話和傳說之間、不完全是人的生靈。
值得詢問的是為什麼會有這麼明顯的變化：那些隱秘的原因，她內心發生了什麼？有些人隨著生命的流逝，只是衰老；另一些人，更智慧或更幸運，逐漸成熟；相反，有些人腐敗，還有些人，行為失常；所有這些過程常常在人的形體上有一個清晰的反映。好吧，可以說瑪格麗特·米德在年滿五十歲，第三次離婚及作為公眾人物成名之後，失去了自身七巧板的一個部件，她自己逐漸一點點地散架。
但是要知道那是哪個部件。瑪格麗特·米德是一個複雜、隱秘、矛盾、無法縮減到可以簡單解釋的龐然大物。如果她身上有什麼明確之處（幾乎全是模糊的），那就是她生活的速度。她在生命中奔走，彷彿在逃避什麼：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在到達她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辦公室之前，已經寫了三千字。她著有三十九本書，一千三百九十七篇文章，四十三部攝製或錄製的作品，在偏遠地區進行了十五次田野研究。但是此外，她還在不同的大學任課，當了三十年博物館保管員，參加各類講座，領導「營養習慣委員會」（官方機構，後來變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像一位好萊塢女演員似的接受了那麼多採訪，結婚三次，更有甚者，她還生了一個女兒——凱瑟琳·貝特森，也是人類學家。米德對女兒進行密切研究，彷彿她是個豚鼠：「我們從不簡單地活著，」凱瑟琳在一本關於她父母的書中說，「我們一直在反思我們的生活。」
總之，米德承受著一種horrorvacui，一種對空虛的真正畏懼：她不能忍受突然對她取消一個事先的承諾，一節課，一個約會，不能忍受忽然有一兩個小時的空閑（那是一個無法穿越的可怕沙漠）。她在大學求學期間與其他姑娘合住公 寓（她們成立了一個自我命名為「遊手好閒的母貓」小組），當其他女孩聊天說笑時，瑪格麗特每天晚上十點整就寢，以便能早點到達第二天，早早起床，干很多工作。
而且她話多，時刻在說話（不能有一分鐘的沉默，其間會回蕩著不可靠），新穎而高明的演說到老時漸漸變成封閉和自我為中心的獨白。但同時她也大量傾聽，尤其是在她生命的第一階段。正是這樣，聽得多又聽得好，她建構了自己迷人的作品：傾聽並理解薩摩亞的少女，新幾內亞的婦女和兒童，巴厘的當地人。雖然仔細看來，那種述說和傾聽他人的雙重渴望或許不像看上去那麼矛盾：不管怎麼說，自己的話和別人的話都可以使內心的低語沉默。
米德是她那時代的一個完美女孩，一個二十年代的少女。那是一個大膽和冒犯的時代：婦女剪短了裙子和頭髮，在亂鬨哄的地窖里聽爵士樂，喝酒直到失去理智，自由戀愛，當職業飛行員。瑪格麗特從不允許自己干任何出格的事，當城市在她周圍發出爆裂聲時，她嚴謹地在她那張處女小床上入睡；但她倒是剪掉了那頭1900年式的濃密和象徵性的披肩發（理髮師給她剪髮時都哭了），她是一代女冒險家裡最冒險的一位，是女戰士的世界裡最身經百戰的一位。
在她的兩本最有趣和最優美的作品《一位女人類學家的信》和自傳《一位女人類學家個人和科學的經歷》中，米德以生動的風格講述了她田野工作的快樂和擔憂：女人類學家在熱帶叢林里的孤獨，龍捲風的粗暴力量，蚊子的折磨，瘧疾的間歇性發作（米德一生都發瘧疾，一種她在薩摩亞最初九個月逗留期間染上的疾病），或每五六個星期郵件到達時無法描繪的喜悅。在她的文章里米德從不炫耀困難：她是一個老兵，一個女強人，比如她如果得在叢林里行走好幾個小時，泥濘都漫到膝蓋上，她不會補充說螞蝗在吞噬她。但很容易想像她所要面對的可怕困境，在偏遠和原始的地區長期生活，不懂周圍的語言（米德不得不學習幾種當地語言，雖然她的敵人認為她說得少而且差），有什麼吃什麼，沒有醫生也沒有立即救助的可能性。如1929年在新幾內亞生活的那幾個月，研究僅僅三年前還在交戰、殺頭、實行吃人肉的那些部落。今天還時常有某個科學家或記者在那個地區的原始森林裡失蹤。
瑪格麗特·米德對人類學進行了革命。首先因為她普及了這門學科：這是一門非常年輕的科學，而她知道公開地推銷它，在報紙上描述有趣的細節，把自己變成一個人物。但是她還發展並完善了工作方式（例如運用照相技術），尤其是她提出了以前無人提過的問題。她專註於那時表面上看來是次要的課題：婦女、兒童、種類差異。她從第一本書起成名，但是以三十年代發表的《原始社會中的性和氣質》掀起了一場革命。此書研究新幾內亞三個相對互相接近的部落，在那裡性別角色完全不同：在第一個部落，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以一種被動、友善、母性的方式行事；在第二個部落，他們和她們都是進攻型、暴力型的；最後在第三個部落，男人按照西方女性的模式行事（買東西，卷頭髮），而女人則按照男性模式行事（不修飾自我，是最有能量、最堅定的人）。
米德從所有這一切理智地推斷出鑒於性別的行為差異不是天生和不變的，而尤其是文化的；因此瑪格麗特以她的著作實質性地推動婦女從性別模式中解放出來（自然也解放了男人）。在那場抗議中，瑪格麗特·米德不是孤獨的，而是構成了一場廣泛的科學運動的一部分，在環境和遺傳的陳舊爭論中，主張文化因素的主導作用。如今則又流行正好相反的觀點——生物主義。
她的工作曾極受爭議：指控她缺乏嚴謹，沒有充分掌握她認為自己了解的語言，降低了人類學的價值（她巨大的知名度很受人嫉妒），但事實是，儘管她的敵人費力地企圖搞垮她，瑪格麗特的作品整體上仍然是有啟發和有效的。她的確是現代性的一個中心觀念的先驅——對差異的評價。因為神及其永恆的法則在十九世紀已經死了，它們繼而被極端等級化的白人男性法則所取代；要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能推翻那種權力，呈現差異和邊緣——婦女，黑人，其他文化。「每種差異都具有偉大價值，值得重視」，1962年米德在一篇序言中寫到。這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她的才華和知識膽量，反覆思考世界並適應我們時代的急劇變化："我們得教我們的孩子在風暴里築巢。」
"女飛人"瑪格麗特從童年時起就置身於永恆的運動中。她是一對知識分子的女兒：父親是經濟學家，寫過五本書，母親是社會學家，從事關於義大利移民家庭的田野研究，寫滿了十三本對她女兒行為的觀察。米德1901年出生在美國費城，但當她滿十六歲時已經住過六十所不同的住宅，吃過一百零七名不同廚師準備的午飯：出於工作原因他們不得不經常搬家；另一方面，家庭可能也不是太穩定。在如此的奔波中，瑪格麗特從很小時就致力於成為她自己。例如，父親看來極端內向，冷淡和沉默；而米德是一個充滿激情、易怒、用腳踢門的喧鬧女孩。十一歲時她違背不信教的父母意願堅持受了洗禮；二十二歲時結婚，也違背了家庭的標準，並堅持保留她單身的名字，這在美國是不尋常的，對那個時代來說也是不平常和大膽的。她堅持做她自己，成為某個重要的人物，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她好像有十分清楚的主見。事實上，她在以一位軍需部將軍計畫下一次戰役的細緻來規劃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