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床在我們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不習慣予以它應有的重視。我們生在一張床上，死在另一張床上，我們生命的一半是在床上度過的。床庇護我們的疾病，是我們夢想的穴巢，愛情的戰場。是我們最私秘的空間，是我們體內那個動物的首要藏身之處。對弗里達·卡洛——墨西哥女畫家、壁畫家迭戈·里維拉①的妻子——來說，床代表了所有這一切以及更多的東西：避難所，刑訊台，聖壇。但弗里達自然是一個受傷的動物。那個永恆的傷口，那個傷得可怕的肉體（常常虛弱得只能躺在床上），變成了她生命和作品的絕對主人公。
①迭戈·里維拉(1886-1957)：墨西哥畫家，其大膽和巨幅的壁畫促進了拉丁美洲和美國壁畫藝術的復興。1909年定居巴黎，成為畢加索、布拉克和其他現代畫倡導者的朋友——譯註。
1954年7月13日，在滿四十七歲後的一個星期，弗里達逝世。幾個月後迭戈·里維拉把他妻子的家變成了一個博物館，至今仍可參觀。弗里達去世的那張床就在那裡（她可能就出生在那張床上，科約阿坎那座漂亮的藍色房子是她童年的家），是一張帶有四根柱子和華蓋的大床。有那張床的照片，弗里達最後幾年就棲息在那床上。那時床頭擺滿了她所愛之人的照片，床頂裝飾著一塊光榮榜，上面有她的偉大英雄：斯大林、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他們佔據著宗教版畫的位置。對她來說，他們終於成為一種神。
此外天棚上懸掛著一個紙板骷髏，是一直糾纏她的那個死神的諷刺性備忘錄；在華蓋的光滑表面曾有過，現仍有一面鏡子，弗里達在那鏡子里觀察自我以創作她著名的和使人不安的自畫像。弗里達·卡洛是一位作品不多的藝術家，一生不到兩百幅畫，並且大部分是再現她自己的形象：有許多目光逼人的半身像和全身出現的主題油畫，肢體撕裂，躺在一堆血泊里，脊背敞開：「我畫自己，因為我常常孑然一身，因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主題。」
為了賦予絕對混亂的生存一種秩序的表象，人類懷有加工自身傳記的感人渴望。出於這種願望，弗里達一直認為她十八歲時因為無聊而開始繪畫，之前一場可怕的車禍碾碎了她的腿，壓斷了她的脊背，她的腹部穿孔。在極其漫長的恢複過程中，她母親把一面鏡子放在床頭，她可能就這樣開始把自己當做模特。但這不是真的：有一幅弗里達出車禍前一兩年的自畫像，一幅年輕、粗糙但可辨認的畫像，具有同樣的姿勢，同樣的目光。所以她在身體受傷之前就繪畫（和自畫）了。
這不是弗里達操縱的惟一傳記細節：她用心把自己塑造成擁有豐富想像力和極大意志力的人物。結果，她一輩子都說自己出生於1910年，那年正好爆發了薩帕塔①和潘喬·比利亞領導的著名墨西哥大革命，一場動搖了這個國家舊的寡頭政治並採納了印第安主義的浪漫而悲慘的衝突（死了一百多萬人）。弗里達自認為是大革命的女兒，但實際上她出生於1907年。她父親是一個匈牙利裔的猶太攝影師，母親有一半印第安血統。
①薩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時期（1910-1917）南方農民起義的領袖——譯註。
儘管如此，卡洛的生活仍富有神秘的巧合，好像她奇怪的命中注定如此。例如她六歲時患小兒麻痹症，很早就遇到身體的傷害：「我記得右腿疼得受不了。」那時她就在床上躺了九個月（通向殘廢的分娩），躺在那張將成為她生活中心的無所不在的床上。作為生存和苦難的遇險者，她將在那條孤寂和痛苦的小船（那些床單——船帆被發燒汗濕，被鮮血和眼淚沾濕）上航行，直到生命的最後。那場小兒麻痹症給她留下了更細的右腿和輕微的瘸拐，她像一隻瘸腿的小鳥。
十八歲時她乘公共汽車去上學（她想學醫），這時一輛有軌電車撞上他們。那是一次嚴重的車禍，死了好幾個人；據在場的目擊者說，那是一次奇怪、緩慢、幾乎無聲的車禍，有軌電車無法停止，一點一點地，以噩夢的可塑性壓碎了公共汽車的側部。弗里達裸體出現在鐵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欄杆從她身體的一側插入，從陰道穿出）。某人攜帶的一瓶塗料灑在她身上，她全身塗滿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體、鮮血和金子製作的痛苦的塑像。總之，甚至她的車禍都像一場惡夢，災難彷彿傳染了床上的夢囈世界，那個使她的畫作也充滿了奇怪而強大的象徵物的夢囈世界。
撞車使她的脊樑三處斷開，打碎了她的股骨蓋和肋骨，骨盆三處破裂，大腿十一處骨折，右腳被完全壓扁（小兒麻痹症的那隻壞腳）。當她母親得知女兒的狀況時，驚異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一個月里無法去看女兒；患癲癇的父親病了，二十天後才出現在弗里達的醫院。弗里達孤身一人，一具被毀的肉體面對無法忍受的痛苦。車禍發生在1925年9月17日；可以說，弗里達·卡洛那時就已開始死亡，一個二十九年後才在科約阿坎告終的漫長垂死。我們體內都帶有自己的死亡，一切生命都是逐漸死亡。弗里達在將近三十年不斷和可怕的惡化後，正是死於那次撞車所受的傷。
然而，在此期間她做了很多事。她具有如此的意志力，如此的勇氣和如此的生存意願，以至於兩年後，在經歷了一身的手術、做牽引、加掛件、穿緊身胸衣後，她得以過上一種基本正常的生活，儘管她常常感到疲憊，背部和腿部感到疼痛。「我不得不忍著，因為絕望更糟糕，」她在從醫院寫來的信里反覆說，已經顯示了那種使她在別人會死去的地方倖存下來的英雄氣概，「我正開始習慣苦難。」
當弗里達回到世上，她開始頻繁出沒一個左派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圈子。在共產黨人女攝影師蒂娜·莫多蒂的家裡正式把她介紹給迭戈·里維拉，那天晚上他開了槍並打碎了一個留聲機。弗里達從第一刻起就喜歡上他，儘管"他嚇著我了"。或許喜歡上他是因為他嚇著她了。他們隨即結婚，在婚禮聚會上畫家又開了火，傷到一個客人；弗里達哭著回到父親家，在那待了幾天，直到她的新丈夫去找她。她二十二歲，他四十二歲。
迭戈·里維拉那時已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畫家，創作了一些革命題材的巨幅壁畫，今天雖然它們仍保持著色彩和筆觸的活力，但在它們的現實主義-社會主義風格里已顯出有點僵硬；我本人對卡洛的作品更感興趣。他是一個大腹便便、模樣嚇人的魁梧男子，長著鼓脹的眼睛和青蛙的臉龐（「你的青蛙-蛤蟆」，他在給弗里達的信里這樣署名），可是他在與女性交往時享有一種無法理解的威望。迭戈有過兩任妻子，與所有能弄到手的女人有染。與卡洛結合後繼續干這事，讓她非常絕望。據說迭戈的知名情人中有演員波萊特·戈達爾和瑪利亞·費利克斯。另外他還跟弗里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同床，那次不可原諒的傷害導致他們離婚，但兩年後兩人又復婚。
此外迭戈是一個無法加以分類的人物。從很多意義上講，他的行為令人作嘔：由於他的空泛，他當主角的渴望，他的殘酷。他的政治歷程是一種令人厭煩的不連貫；首先屬於共產黨，隨後是托洛茨基派，多虧了他托洛茨基才在墨西哥得到避難權，之後又盡一切可能讓共產黨再次接納他（這是在斯大林主義最盛行的那些年），他甚至吹噓把托洛茨基帶到墨西哥的惟一目的是暗殺他：一種不因撒謊而讓人不那麼反感的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