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稱喬治·桑為"貝里的母獅"，當然喬治·桑符合那種大貓的模式：她是一種畜力，一個強大和不馴服的生靈。年輕時她被視為一個很有魅力的女人，尤其是因為她奇特的眼睛，像一個壞念頭那樣烏黑，那雙大眼睛好似淹沒了她整個臉龐的幽湖（肖邦說"她熾熱的目光把我的心放飛"）；但她最大的魅力在於另一種美：她的正直，她的智慧，她慷慨的激情。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品質變得愈發明顯，因而喬治·桑/奧洛爾·迪潘越老，她的吸引力越大，也贏得了越來越深厚的友誼，像古斯塔夫·福樓拜和小仲馬的友誼。桑的確甚至千方百計保持肉體的誘惑力，例如她在六十歲時，與一位比她小二十二歲的畫家、英俊的喬治·馬查爾，分享了一段強烈的性關係。她一直是個極其自由的女人。
那種內心完全的自由無疑來自她的勇氣和智慧，但能夠做到這點也幸虧她正好生活在一個適合變化和進步決裂的歷史時刻（像一百年後波伏瓦可以是波伏瓦，而僅僅半個世紀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則不可以）：浪漫主義時期。"文學、藝術、工業、貿易和意識的自由。這是時代的標記"，維克多·雨果的話定義了這場運動的精神。雪萊1814年出版了關於生活的散文，要求愛情的自由。雖然幾年後世俗常規重新獲勝，但那時與舊準則鬥爭，或更確切地說，與一切準則進行鬥爭，因為當浪漫主義者就是處於永恆的進化、永恆的追尋、永恆的學習中，因此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是浪漫主義的象徵。喬治·桑生於1804年，她如此現代和大膽的生活自然引起醜聞和排斥。但面對社會主體的譴責，她總是擁有她同伴的支持：藝術家，知識分子和進步讀者。她並不孤單，她能在他人目光里得到承認，這一點劃定了邊緣化和一體化之間、鎮定與瘋狂之間的分界線。於是，喬治·桑得以在她的同仁中稱王，而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卻覺得自己是一個不被人理解的怪物。
桑身上的一切都顯得奇特，包括她的出身。從父系來說她出身於一支高貴的私生子族系後裔：她的曾祖父是一個公爵，波蘭國王弗雷德里克·奧古斯托的私生子，但被承認了身份。但是桑的母親來自民間：她在士兵營里當過妓女。正是操此業時她認識了喬治的中尉父親。他們相愛了，在桑出生前二十天他們結了婚。她三十一歲，他二十六歲。青年軍人的貴族家庭對這樁婚禮感到氣憤。
五年後，父親從一匹馬上掉下來，摔斷了脖子。迪潘祖母想留下奧洛爾(這是桑的原名)，她答應如果兒媳離開，把女孩留給她，就付給媳婦一筆贍養費。奧洛爾哀求母親不要賣了她，但那女人接受了協議，去了巴黎。喬治留在諾昂， 留在祖母在法國貝里地區擁有的一座漂亮的祖居，夢想著母親有一天會回來把她帶走。可母親從未這麼做。
奧洛爾在諾昂未加馴服地成長，閱讀圖書館裡的所有書籍，穿男孩的服裝以便能在附近長時間騎馬，從少年時起就創作情感小故事。十七歲時祖母去世，她繼承了莊園；她覺得自己長大了，想自由，但那時母親卻堅持要照管她，可能因為現在她是一個相對富有的女兒。在桑的一生中，儘管她很不願意，但還是常常被捲入骯髒的經濟官司中。也許正因如此，產生了反作用，她一直很不看重金錢：她自己是一個十分儉樸的女人，靠一點點錢就能生活，但對他人卻無限慷慨——支付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過去情人的費用；資助她的朋友、她的政治鬥爭的夥伴（她是共和國、無產階級和法國十九世紀各種革命的熱情支持者）及所有向她求助的人。儘管如此，或正因此，她的經濟相當脆弱。諾昂的開銷比收入多，可憐的喬治·桑曾經歷過真正艱難的時期，不得不畢生都在匆匆寫作（她的全部作品共有一百零五卷）。
為了能夠擺脫母親的監管，奧洛爾十八歲時與卡西米爾·杜德望、一個一文不名的青年男爵結婚，並很快與他生了一個兒子——她心愛的莫里斯。卡西米爾不是一個壞人，但是冷漠、乏味透頂。他整天打獵，酗酒，根本不理解他的妻子，甚至有一天當眾扇了她耳光：雖然那是輕微地，但受到侮辱的痛苦是一樣的。奧洛爾苦惱，暈厥，覺得自己要死了，她想自殺。她那被動的、不美滿的婚姻生活沒有意義和實質。"如果不是為了兒子，"她寫道，她"已經自殺了"。很多年裡，憂鬱症的危機纏繞著喬治·桑，那是一種時髦病——強烈憂傷的襲擊，自殺的衝動。
在喬治·桑奄奄一息的抽搐中出現了奧雷利安，一個年輕法官。他們很快相愛了，但奧洛爾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把關係維持在柏拉圖的領域裡：許多熱烈的話語，許多絕望的牽手，大量浪漫的眼淚。一天卡西米爾突然走進客廳，撞見奧雷利安跪著哭泣。喬治發誓自己是清白的："既然您相信您眼睛看到的東西，而不相信我對您所說的，我完全明白您不愛我了。"她懷著被傷害的尊嚴對丈夫說。她這樣說有雙重理由：因為事實上她的確沒有與奧雷利安同床，還有，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愛情就是在欺騙面前裝糊塗，不看對方實際上是什麼人，而是看他說自己是什麼人，看他扮演我們的慾望判定給他的角色（跟一位女演員，一位男演員一樣）。
對所有這一切，對像一個偉大真理那樣痛苦的愛情悖論和激情謊言，喬治·桑懂得很多。她擁有一種熱烈和慷慨的戀愛能力（"我不能，也不願無愛地活著"），並大量運用它。在這一點上，如同在所有事情上，她希望作為人，能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她變得更加幸福，更加懂得恰當的愛。但她成年生活的頭幾年卻是混亂而緊張，衝動的激情起伏波動。
在她生下女兒索朗熱（據說父親是一個叫斯特法尼的人，她的第一個情人）之後，奧洛爾立刻與卡西米爾分手，去了巴黎。那時她二十六歲，身無分文，因為丈夫得到了諾昂莊園、孩子及她所有的一切。她剛到巴黎就說，"我駛入文學的風暴海洋，應該生活。"她開始在報紙上撰稿。為了省錢，她著男裝（灰色的大禮服，呢子坎肩，領帶，帽子），並見識了1830年大革命和放蕩不羈的生活。她身邊圍著青年藝術家和活動家，他們去劇場，在政治和文學沙龍里討論，在咖啡館裡抽煙，凌晨兩點在喧嘩的小酒店裡進晚餐，吃雛鴿，喝紅葡萄酒。她愛上了一個十九歲的文學青年，朱爾·桑多，與他合寫了她的第一部小說《羅莎和布蘭科》，署名朱爾·桑，獲得很大成功。到第二部小說《安蒂亞娜》時奧洛爾已經與朱爾分手，獨自創作。她開始署名喬治·桑，從那時起她就永遠是喬治了：連她的孩子和情人都這麼稱呼她。
採用一個男性別名是十九世紀女作家中的慣常手段。她們以此來尋求保護女作家的身份和社會聲望（博學的婦女是不被人看好的），同時還可以從公眾那裡得到一種沒有偏見的閱讀（小姐們寫的書從一開頭就被視為一種次要文學）。
另一方面，那時的世界充滿性別歧視，通常的社會和文化語言婦女是享用不到的。當喬治·桑在《馬略卡的一個冬天》里以第一人稱敘述她的回憶時，她把自己看做一個青年男子，這是因為她可以這樣描寫自己，比如像"受無法馴服和任性的自立怪癖的驅使"：若從那時代狹隘的女性人格出發，這是會顯得突兀和不可能說出來的一句話。結果，雖然她所有的讀者都知道她是個女人，但為了使她的文學不怪聲怪調，她得繼續以男性的口吻寫作。
總之，桑打破了她女性命運的陳規和閉塞，甚至在她的私生活里也用喬治一名。不是因為她想變成一個男人，而是因為她是沒有被包括在模式里的一類女人。她是另類：騎馬，爬山，在步行去鄉間郊遊時，穿著男裝在露天一個人睡覺。桑知道鑒於性別的社會陳規是荒唐和局限的，所以她一心炸毀它們。例如在《一個旅行家的信札》一書中，跟她其餘的作品一樣，也是以一個男性的口吻來寫，這位敘述者甚至說："我是一個詩人，即實際上是一個女人"，對曖昧和出格自圓其說：是假裝男子的女士坦白自己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