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後，格雷戈里奧把他做生意的才能用來為自己牟利：他創辦了一個演出他自己劇本的劇團，讓瑪麗亞像炸油條似的一部接一部地創作那些商業性劣作，他如此壓榨可憐的瑪麗亞，以至於這位年輕時作為優秀的現代主義者、曾是"榮譽和美"的領軍人物，後來卻被視為一個賣身名利的「文化小商販」。
這一切都是從《搖籃曲》的轟動性成功（1911年）開始的。但之前已發生了災難。1906年，格雷戈里奧與漂亮的卡塔利娜·巴爾塞娜——著名青年演員——有染。這段歷史如此陳舊，格雷戈里奧顯得如此乏味和醜陋，有人傾向於認為他對戲劇的愛好來自於成為企業家的隱秘夢想，以便能與第一號女演員調情（這正是他的所為）。問題是格雷戈里奧征服了卡塔利娜，但出於顯然的理由他不敢拋棄瑪麗亞。不可思議的是瑪麗亞忍受著。她非常痛苦，1909年曾試圖自殺（她在巴塞羅那跳海，被一名男子救上來），但是她忍著。瑪麗亞默默地為格雷戈里奧創作，默默地與卡塔利娜分享他，默默地忍受女演員粗野而卑鄙的殘酷行為——卡塔利娜對那位比自己老，比自己丑，從不說什麼，卻不可能擺脫的情敵怒氣衝天(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認為自己理解她)，因為瑪麗亞是她情人的一部分，而且是對他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對應於才華、金錢和成功的那部分。瑪麗亞構思創作的劇本是為使巴爾塞娜在舞台上出彩，可以猜想，卡塔利娜對這樣的成功大概有點反感。所有這一切都帶有某種病態的東西。
①盧卡·德·特納（1861-1929）：西班牙ABC報、《白與黑》雜誌及西班牙新聞出版社的創辦者，是保守的保皇派，1893年當選議員——譯註。這種不可能的狀況持續了多年，直到1922年，卡塔利娜與格雷戈里奧有了一個女兒。那時瑪麗亞才終於與格雷戈里奧分居，前往法國生活；但繼續為她丈夫創作，繼續保持沉默，直到最後。格雷戈里奧寫給妻子的信是可悲的：向她索要稿子和更多的稿子，彷彿她是一部機器。他不僅要劇本，而且要報刊文章（他二十篇二十篇地向她約稿），講座，甚至訃告（如一篇致盧卡·德·特納逝世的訃聞）①。他劇團的提詞員多年後聲明，"我們劇團所有人都知道寫劇本的是堂娜瑪麗亞，堂格雷戈里奧連給家人的信都不寫"，那正是格雷戈里奧留給人的印象。
此外他還給人留下傻瓜的印象，如當他吹噓：「我思考了很多，與許多人談過話。我到處留下一個如此偉大和牢固的個人威望，只要憑這些我們就足以擁有可靠的成功。」或者如1931年西班牙剛宣布成立共和國，當高尚的瑪麗亞充滿社會熱情和責任時，他已變成一個文化商販，從好萊塢來信請求她趕緊寄給他「你能想到的所有情節，你不用擔心原創性或細節變化：因為影片是給全世界看的，所以製片廠恰好偏愛基本的主題」。
1930年在他旅行之前，為了讓瑪麗亞能領取版稅，格雷戈里奧簽署了一份私人文件（並秘密保存），在上面聲明「我的所有作品是與我妻子合寫的」。當然，合作之事純粹是一種委婉措辭：幾個月前，在瑪麗亞有點生病期間，格雷戈里奧在一封信中對她說：「我正在為寫作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直到你好起來。我相信我遲早會成功。我逐步失去對話的羞澀，因為我想我寫東西只是為了自己讀它。」
在西班牙內戰和其後的流亡悲劇中，格雷戈里奧和情人去了阿根廷，徹底拋棄了瑪麗亞，不給她寄作品的稿費。瑪麗亞在法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躲避納粹（德國人迫害西班牙共和派人士），飢餓，貧窮，因兩眼患白內障而幾乎失明。1945年，一些朋友設法找到了她，把她帶到美國；也找到了格雷戈里奧，強迫他履行自己的義務。格雷戈里奧寄給瑪麗亞很少一點錢，還有若干封充滿自憐和自辯的信。1947年他回到西班牙，兩個星期後去世；瑪麗亞所著作品的百分之五十版權歸屬於巴爾塞娜的女兒。
①1952年墨西哥甘德薩出版社出版，一本今天找不到的書，某個出版商應該再現它——作者原注。在她七十八歲流亡期間出版的自傳《我與格雷戈里奧》里①，瑪麗亞列出了她放棄作者身份的三條理由。她說家人如此冷漠地對待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以至於她發誓不再以自己的名字發表任何東西（一個站不住腳的借口，但談到了一個想讓自己的生活有點不同的女性所面對的缺乏鼓勵）。她補充說，當老師的時候，「我不願意用可疑的名氣玷污我名字的清白，在那個時代，它像一個幾乎不光彩的悔罪衣落在所有文學女性的身上。」最後瑪麗亞提到了「或許是最強有力的理由」，那就是愛情（或不如說一種極似疾病的愛情觀）：「我結婚了，年輕又幸福，那種謙卑的驕傲向我襲來，它支配著所有女人，當她真正愛一個男人時。」她的結論是，既然他們是一對合法夫妻，就給自己的作品署上「父親的名字」。
這裡應該說明的是瑪麗亞沒有孩子。我想像她感到自己年紀大了，又不能生育，自然覺得對她的小丈夫有過錯（那種常常束縛婦女的深深負罪源自何處？）。然而到她寫自傳時，她已經歷了許多苦難的生活。因此她談到「謙卑的驕傲」：因為清醒的瑪麗亞（她的散文是多麼有活力，多麼充滿智慧）知道，那種態度，是幾千年偏見的產物，對婦女是不利的。
有待講述的是這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最誇張和最迷人的部分：從1917年起，瑪麗亞開始寫散文、女權主義書籍和講座。所有這些作品署的都是她丈夫的名。瑪麗亞遭受格雷戈里奧的背叛，受巴爾塞娜的虐待，從病態的沉默封閉出發她忍受這一切，她開始反思自己的矛盾，並讓她丈夫，像一個表演口技的木偶，在作品中公開宣揚和維護她的分析：如果一個男人支持這些分析的話，這些分析會更為有效。於是我們就得出這樣一個狡猾悖論，一個做女權主義講座並公開 揭露那些胡話的格雷戈里奧，事實上他自己正活在這種譫妄中：「婦女沉默是因為受宗教的教誨，她們堅定地相信順從是美德；她們沉默是因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們沉默是因為屈服的習慣；一句話，她們沉默是因為在幾個世紀的奴役威逼下，已經具有了奴隸的靈魂。」——比如其中的一篇散文這麼說。
這種清算也在劇本里進行。正如阿爾達·布蘭科教授尖銳地指出，一部寫於1939年的作品《她母親的美德對她沒用》里的人物，好像在替作者說話。一位岳母指責她的鰥夫女婿："她是你的伴侶，卻不是與你同等地位的人……她與你一起思考，一起戰鬥，一起工作……只有你成功了！誰在成功的時刻退去，把所有的虛榮都留給你？誰在她周圍製造沉默，以便只聽見你的聲音？她是那種從世俗夢中覺醒，感到她的權利猶如罪孽的女人；她是那種意識到自己的智慧，卻想把它當做一個罪行似的請求原諒的女人。"這些苦澀的話語或許瑪麗亞從未在私下說過，卻讓一個虛構的格雷戈里奧在公共場合發出。從某種程度上講（性別歧視就是這樣），無論瑪麗亞還是格雷戈里奧，他們實際上都是半個人，是被截肢的不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