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講的故事令人驚奇。這不僅是因為女主人公迷人的人生曲折，而且因為我們對她一無所知。我說的是瑪麗亞·萊哈拉加，二十世紀初西班牙最著名的劇作家之一格雷戈里奧·馬丁內斯·謝拉的妻子：如今被加爾西搬上銀幕的《搖籃曲》就是他的作品。或更確切地說，是由他署名的作品，因為實際上那是瑪麗亞創作的，像她丈夫的其他所有作品：格雷戈里奧很少創作，也許根本沒有創作，這是一個被證實的事實（帕特里西婭·奧康納、阿爾達·布蘭科和安東尼娜·羅德里格的研究無可辯駁）。
①華金·圖裡納（1882-1949）：西班牙作曲家，對促進二十世紀西班牙音樂民族特色的發展起過推動作用——譯註。
②烏桑迪薩加（1887-1915）：西班牙作曲家，以他的西班牙說唱劇著名——譯註。
因此她才是眾多成功戲劇的真正作者（她的作品在國外上演，在好萊塢被改編成電影），她也是作曲家華金·圖裡納①的《旅行相冊》和曼努埃爾·德·法雅的《西班牙花園之夜》的靈感啟發者。此外她還創作了法雅的《愛情魔法師》和《三角帽》的歌劇劇本以及大量的西班牙說唱劇（如烏桑迪薩加②非常有名的《燕子》）。除了這些成就，她還是散文家、女權主義者、共和國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和議員（最早的女議員之一）。戰後過著流亡生活，在報紙和電台工作。滿百歲前幾個月她清醒而活躍，最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世，那是1974年：也即昨日。可是我們連她的名字都沒聽說過。當左派開始恢複他們的聖徒，把他們塞進神龕時，她被遺忘了。
瑪麗亞1874年出生在聖米連·德·拉科戈亞（拉里奧哈省），長在卡拉班切爾鎮（今馬德里的一個區），靠近一個孤兒院，父親在院里當醫生，因而她從小就看到貧窮的可怕和苦難。那時候西班牙是一個因循守舊的落後國家，頑固地拒絕歷史的變化。西方世界的事物在變動，主張婦女參政的女性開始為婦女要求投票權和發言權，但西班牙繼續固守著一個由教皇極權主義的基督教統治階層強加的主張倒退的女性和家庭觀念。比如，遲至1920年，一個類似於第八屆"國際婦女參政聯合會"(IWSA)這樣正常和無害的會議試圖在西班牙召開，它是婦女參政的主要國際協會；但最後因政府和天主教協會的正面反對而中止，會議被移到日內瓦。
①弗朗西斯科·希內爾·德·洛斯里奧斯（1839-1915）：西班牙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教育家。他是克勞澤主義最有影響的倡導者，他所創辦的"自由教育學會"是不受政府和教會影響的一個教育機構——譯註。
1870年費爾南多·德·卡斯特羅創辦"婦女教育學會"，1876年弗朗西斯科·希內爾·德·洛斯里奧斯①創建"自由教育學會"：這是西班牙現代化的兩個基本支柱。進步人士都知道，沒有文化，沒有一場把國民從他們的知識貧困中拯救出來的基礎革命，就不會有進步：二十世紀初，百分之七十的西班牙人是文盲。對現代化及未來前途的拚命渴望在被稱為"1914年一代"的偉大而不安分的知識分子身上實現：格雷戈里奧·馬拉尼翁、費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阿薩尼亞、克拉拉·坎波阿莫、阿美里科·卡斯特羅、維多利亞·肯特、拉米羅·馬埃斯圖和瑪麗亞·馬埃斯圖……還有我們的瑪麗亞·萊哈拉加，而且她還是教師。所有這些人和其他若干人使這個國家在短暫、耀眼和災難性的第二共和國時期邁出了幾個世紀的跳躍。
但即便如此，當時的社會環境差不多仍是令人窒息的，尤其對婦女來說。1908年耶穌會教徒阿拉爾孔在一本書中說，婦女解放是愚蠢的，"應該立刻把那些復仇女神關進教養所或瘋人院"。1927年宗教雜誌《和平的彩虹》攻擊"里塞烏姆"的會員（其中有萊哈拉加），那是瑪麗亞·馬埃斯圖成立的一個極其莊重的婦女俱樂部，在那裡惟一所做的事是參加文化講座，品茶和學點東西："如果把她們作為瘋子和罪犯禁閉起來，社會就做得很好。將那些古怪和失常的婦女送進醫院或關禁閉，街上和家裡的道德環境就會有很大改善。"當想到兩個神父是基於經驗才說出這樣的胡言亂語，此話在今天引起的哄堂大笑就變得令人悲戚了：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把不聽話的婦女關進瘋人院是全世界的一種共同做法。瑪麗亞·萊哈拉加在這種環境里成長、生活和創作。當代人說她是崇拜丑的人；我們現有的她年輕時代的照片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外表可愛的褐色女孩。可能她自己"覺得丑"，特別是與眾不同：她有文化，寫作，熱愛戲劇，說幾種語言，受過高等教育（師範），工作。二十三歲時她結交了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男朋友：格雷戈里奧·馬丁內斯·謝拉，一位鄰居的兒子，一個患佝僂病和肺結核的十七歲的矮小男孩（他的五個兄弟都死於桿菌）。他倒確實是個極丑的小夥子：大腦袋，沒鬍子，一對招風耳朵，一副老鼠的模樣。但他喜歡戲劇和創作詩歌、文學。
三年後的1900年，他們結婚了。婚禮之後回到他們的公寓時，兩人互相擁抱並高呼："誰也不能命令我們了！"此時她二十六歲，從事老師工作已五年；但由於是女人，她只能通過婚姻獲得獨立。至於他，只有二十歲，還是個孩子，也許他從未長大：一個被寵壞又極其孱弱的男孩。翻閱知名女強人的傳記，會驚訝地看到她們中有多少人與極軟弱的男人結為伴侶！在那些對女性來說艱難的時期，或許這些孱弱的男人是惟一允許婦女發揮她們某一才能的人。
結婚前他們就開始發表作品。萊哈拉加出了一本為兒童寫的《短篇故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
隨後出版了四部由她創作卻署名格雷戈里奧的作品，雖然他可能也參與了最早的某一本書——年輕時他就有詩人的傲慢。
婚禮之後一切照舊。他們靠瑪麗亞當老師掙的微薄薪水生活，她早上五點鐘就得起床，備課，收拾屋子。八點去學校，十二點回來，給兩人做午飯，下午繼續上課；晚上回家後，開始寫小說和劇本，之後署上他的名字。她累得只剩下一身骨頭。醫生給她開處方，要她吃帶血的肉，但瑪麗亞一口都無法嘗試。她的密友胡安·拉蒙·希梅內斯在藥店買來空的膠囊，把剁碎的肉塞在裡面，然後強迫她將膠囊當葯似的吞下。
與此同時，格雷戈里奧卻在床上磨蹭到很晚，雖然為公平起見應該說他也不是完全不干事。看來他一直具有當集體企業的組織者的很大本事；他能夠以一種驚人的方式自我推銷，甚至能從石頭底下挖出錢來。於是憑著這種本事和顯著的膽量，他陸續創辦了各種文化雜誌，最後成立了頗有影響的文藝復興出版社。作為經營者，他是西班牙現代主義的一個主要人物——當然是瑪麗亞在為雜誌撰稿，修改清樣，掌管財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