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生命的意志(1) 西蒙娜·德·波伏瓦

納塔莉,西蒙娜的年輕情人之一,說西蒙娜像冰箱里的一塊表。納塔莉感到絕望,因為西蒙娜·德·波伏瓦沒有給予她所要的全部的愛,但即使如此也可以說她用對了比喻。西蒙娜,這頭"海狸",這個以其力量和自立的明確榜樣影響了幾代婦女的巨人西蒙娜,看來在她的私生活里也是如此:勤奮,簡潔,冷漠;在構築她的生活及她與別人的關係上嚴厲無情。

西蒙娜1908年出生在巴黎一個帶有貴族陳腐自負氣息的上流資產階級家庭。和其他很多作家一樣,她童年也嘗到了家庭破落的滋味。她的家庭敗落曾轟動一時,很具文學性——當銀行家的祖父宣布了一個欺詐性的破產,為此在監獄裡關了十五個月,他以資產階級的手段背棄了家庭。西蒙娜和父母搬到一個簡陋的公寓,甚至連自來水都沒有,更為可怕的是,他們在那裡不得不辭去僕人。父親是一個失意的右派,他給兩個女兒灌輸了一種可笑的優越感,是那種比老鼠還窮的貴族對人類可悲的蔑視。隨著時間的推移,西蒙娜開始反抗她周圍的資產階級價值,但卻一直保留著那種生命的精英感。

西蒙娜高傲,認為比幾乎所有人都優越,當然,比不上薩特,她對他的崇拜可能遠遠超出他應得的賞識。當二十一歲的她與二十四歲的他參加哲學期末考試時,薩特得了第一名,西蒙娜第二名,但評委們確信,"真正的哲學家是她"。

薩特一直更具創造性,而西蒙娜則更嚴謹。她或許該更多地從事散文而不是小說創作(她的小說很差),但在她所擁有的為數不多的傳統女性弱點之一中,她一直認為思想的偉大屬於薩特,而她只佔據一個次要地位。

一次,西蒙娜與美國作家納爾遜·奧爾格倫、她中年時的愛侶,正處在熾熱的戀愛高潮,卻突然丟下他返回法國——薩特希望她幫自己修改他的一本哲學書稿。西蒙娜於是對驚愕的奧爾格倫說,"不管是你,還是我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作品,什麼都不在薩特作品之上。"她回到巴黎,在那兒遇到的是薩特已和他的輪流情人度假去了。在她的奉獻里,在她接受所選擇的男人作為主要角色(男人像太陽,女人像行星)中,西蒙娜繼承了她的文化遺產——性別的古老規則。但她這個例子有其特別之處,使她變成女性的一個新象徵,這就是她作為人構造自我的能力。陳舊的女性犧牲——像胡安·拉蒙·希梅內斯(薩特和他一樣,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妻子塞諾維亞所完成的自我毀滅的儀式——結束了。西蒙娜指出,女性可以依賴人,也可以靠她自己而生存。

毫無疑問,多虧了她的偉大志向,她的自律和努力,波伏瓦實現了那一跨越(她的外號"海狸"——一種不停地工作和建設的勤勞小動物——就是由此而來),但也多虧了她那個時代的條件才能做到這點。西蒙娜的少年生活在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場戰爭結束了十九世紀的社會——在俄國,布爾什維克人好像在發明人類的前途,世界是一個令人頭暈目眩的地方,技術革命如一團風中之火改變著地球的面貌。在那一切變化之中出現了一種新女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兩個時髦的詞語。女式緊身胸衣、長到腳踝的呢絨襯裙時代結束了;女孩們剪著男孩式樣的頭髮,兩腿露在外面,是強健和運動型的;她們打網球,開敞篷車,駕駛危險的小型飛機。那是狂熱而神奇的二十年代,激烈而緊張的三十年代,革新的時代。社會思考自身,人們在尋找新的做人方式。必須終結傳統的資產階級道德,在那些年的熱情中實踐了所有的過激行為。後來在六十年代,人們再次演練了這些彷彿新的行為:自由戀愛,毒品,反文化。

①莫迪里阿尼(1884-1920):二十世紀上半葉巴黎畫派重要畫家——譯註。

在西蒙娜終身居住的巴黎蒙帕納斯區,時代脈搏以其所有的強度表現出來:托洛茨基、列寧、莫迪里阿尼①經過那裡;以畢加索為首的立體派畫家和超現實主義者(勃勒東,阿拉貢)在那兒遊盪,他們是一支野蠻和愛笑的部隊,喝倒彩讓戲劇首演告吹,在晚宴和公共活動中衝撞那些思想正統者——他們乾的是一種都市恐怖主義。可卡因在酒巴里泛濫,還有試驗幻覺(1935年薩特給自己注射仙人球毒鹼,兩年里他處於半瘋狀態——他說一條蝗蟲在街上追蹤他),服安非他明,酗酒。事實上,薩特陡然的早衰應該和他的放縱行為很有關係——從很年輕時起他就用好酒狂服沖飲安非他明和鎮靜劑。西蒙娜也過度服用興奮丸,特別是過度酗酒,她七十八歲去世時患有肝硬化。

儘管如此,在這麼多的動蕩中,世界還是很天真的。比如,波伏瓦和薩特想出名("我很有意識地當年輕的薩特,就跟一個人說年輕的柏遼茲或年輕的歌德一樣")和致力"通過文學拯救世界"的想法一直很明確。今天誰會在正常理智下相信文學有助於拯救世界,或者說世界可以通過什麼方式獲得拯救?這種努力的幼稚只能與它所意味的自大狂程度相提並論。因為在這方面薩特和西蒙娜的確是孿生靈魂:自戀,以自我為中心,精英,自大得讓人受不了。在她的小說《女賓》中,西蒙娜說她的兩個主人公"共同位居世界的中心,他們必須探索和揭示那個世界,這是他們生命的首要任務",這對人物是對她和薩特的精確臨摹(波伏瓦出奇地缺乏任何想像力,甚至在她的小說里也總是談論自己的生活)。

那個使命通過言語來實現。我很少見過像西蒙娜和薩特那麼依賴語言、那麼由它並為它而建構的人。從很年輕時起他們就不停地在書寫和述說源源而來、永不完結的音節。在蒙帕納斯的酒吧里,或在兩人開設的學院課上,或在與無數情人度過的使人筋疲力盡的晚會上說出的話,那些男孩和女孩渴望傾聽他們說話,也同樣渴望和他們做愛。寫在無窮無盡的書籍、散文、文章及沒完沒了的古怪通信里的話。偉大而神奇的話語,以此來構建世界(波伏瓦的最好作品是她的多卷回憶錄,關於死亡和衰老的書籍,當然還有那篇女權主義的主要文章《第二性》),以及卑鄙、平庸、撒謊的言語;兩人死後隨著他們信件和私密日記的出版而公之於眾的殘酷和不體面的話語。

因為有兩個西蒙娜,兩個薩特——這是關於那對不尋常伴侶的兩種解釋。第一個版本符合公眾的眼光,符合他們尤其是她想呈獻的形象,因為西蒙娜是個著魔的以寫書信為業的人,她一直在寫作和思考自我內心經歷這個單一話題,是她試圖建構自己的身份(另外還有薩特的身份),作為一種文學和歷史的成就。她講述自我,或翻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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