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任何事情都稱為愛情。例如對他人病態的需求，最殘酷和毀滅性的寄生習性。毫無疑問，作家胡安·拉蒙·希梅內斯，1956年諾貝爾獎得主，以一種令人難以忍受和無法描述的方式需要他的妻子塞諾維亞·坎普魯維；但這不一定意味著他很愛她（或甚至說他愛她，一個如此畸形地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物能夠去愛某個人嗎？）。然而，一些研究胡安·拉蒙的學者多年來堅持建構出一個夫妻愛情的海市蜃樓，完美夫婦的彩虹般謊言。於是幾十年里，他們撰寫了大量關於"模範婚姻"和"他們保持得那麼美好的關係"的東西。直到1991年，格拉謝拉·帛琉·德·內梅斯編輯並出版了塞諾維亞日記的第一部分。令人奇怪的是，帛琉教授試圖在她的序言中挽救那不可挽救的東西——愛情故事的玫瑰傳奇。也許她沒發現自己挖掘出的資料是一枚炸彈——一本令人傷心令人恐怖的書，一部關於人類病狀詳盡而無意識的研究——一對作為毀滅，作為邪惡陷阱的夫妻。
①哥斯達布拉瓦：西班牙東北部地中海海岸，重要的海濱旅遊景區——譯註。
但我們需要從頭說起。塞諾維亞1887年出生在哥斯達布拉瓦①。她是一個富裕的波多黎各女人與一位加泰羅尼亞土木工程師的女兒。總之，她出身於一個生活優裕的家庭。英語是她的母語（她也懂法語），少年時期在美國待過幾年，所以當她最終於1909年返回西班牙時，人們都叫她美國女孩，因為她不像本地人。不像本地人是因為她文雅、活躍、自如、時尚。她以一種十分自由的方式相信上帝，贊同那個時代典型的為他人服務的精神，一種上流社會的開明慈善(我們要說得那時的社會不平等是巨大的)，其最本質、最負責和清醒方面的成果是創辦了"自由教育學會"。塞諾維亞回到西班牙後也為農村孩子開辦了一所學校，並與各種慈善團體合作。
塞諾維亞從母親的遺產中獲取小額年金，還有各種工作貼補。流亡期間，她先在華盛頓附近的一所大學，然後在波多黎各大學當語言和文學老師。戰前她在馬德里有一個工藝品商店，為那些租給外國人的公寓精心布置傢具。胡安·拉蒙收入微薄而且斷斷續續。他們夫婦在一起的四十年里，主要是靠塞諾維亞的年金和兼職生活。在她的日記里，塞諾維亞多次痛苦地抱怨丈夫明顯沒有能力掙錢：他們因此經歷了多次經濟拮据。但和他們夫妻關係的總體失敗以及其他日常背叛相比，胡安·拉蒙應付實際生活的無能只是一個較小的，甚至令人同情的缺點。
眾所周知，胡安·拉蒙是個病人。他第一次踏進心理治療中心（那時叫瘋人院）是在十九歲那年，他父親在睡覺時突然去世，他自己從夢中被搖醒，並被告知這個可怕的消息之後。他無法克服這一切："我父親的突然死亡複製在我的靈魂和肉體上，就像複製在一面鏡子上；或更確切地說，複製在一個攝影的玻璃感光片上。父親的死照在我身上，就像一個現實照在一塊玻璃感光片上。伴著刻錄在我身上的死亡，每時每刻我都感覺自己在死去。"他是個疑病症患者，在他最壞的時刻以為自己已經奄奄一息：不吃飯，不洗漱，不為第二天做計畫，因為他認為自己到時已經死了。他渾身都是怪癖，比如他積累大量的報紙和剪報，之後又無法扔掉它們，或因為不能忍受氣流而把窗戶關得嚴嚴的。
無疑，他很痛苦——所有研究他的學者都同情和禮拜式地附和這一點。但我的想法是，世上有瘋子和瘋狂的人；有可尊敬的和感人的病人，他們只傷害自己；也有以毀滅他人為代價倖存下來的壞心眼病人。里爾克說我們都死於自己的死亡，我同樣相信我們都因自己的瘋狂而瘋狂。胡安·拉蒙雖然有時候能作出偉大的高尚姿態，但他是——或據說是——不同尋常地自私；一個乾巴巴的消沉厭世者，一個常常殘忍和吝嗇的人。他有許多敵人（貝爾加明，阿爾維蒂，紀廉，聶魯達，薩利納斯），因為他幾乎說所有人的壞話。他好像只對動物和小孩表露柔情；而我懷疑，那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看到自己的童年反映在這些生靈身上。這就是說，他很難欣賞不是他自身的其他東西。路易斯·塞爾努達寫道，在胡安·拉蒙身上體現了他所見過的最明顯的雙重人格，他是傑凱爾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化身；他像海德先生一樣，是"一個卑微小人"。
胡安·拉蒙的工作是抵抗他的疾病、死亡恆常的痛苦和非存在的陰險虛無：他一次次改變和重新梳理一種文學創作，痴迷於渴望獲得某種不可能的東西，把他從曇花一現中拯救出來的"完整和完美的作品"。胡安·拉蒙在以他的行動與紛亂的生存做鬥爭：一種傳統男性的答覆。塞諾維亞則相反，她以毀滅自我來抗爭，把自己的人格融化在她丈夫的人格里：一種傳統女性的回應。
在許多相似的情形里，令塞諾維亞的取消自我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位女性在自殘之前所具有的潛力。她聰明，慷慨，活躍，高雅，快樂。此外她還寫作，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顯示了明確的創作志向。少年時在一家美國兒童雜誌上用英文發表短篇小說。我讀過《瑪爾格拉特》，她十五歲時用西班牙語寫的一個短篇小說。那是一篇了不起的文本，對她那個年紀來說好得令人驚訝。由格拉謝拉·帛琉發表的日記沒有那種力量，也沒有那種風格意向——顯然那時的塞諾維亞已經打退堂鼓了。除了若干零星的句子非常優美，讓人隱約看到她的文學才華（如當她解釋胡安·拉蒙如何拋棄他詩歌的草稿時說："他開心地把紙撕成小碎片，彷彿是一個工人在拆腳手架"），日記枯燥地、幾乎公證式地記錄了他們在古巴的兩年（1937-1939)生活。此前，1936年8月內戰爆發後不久，"為了不讓胡安·拉蒙變瘋"，塞諾維亞把他從西班牙救了出 來。
這是一本傷感之書。塞諾維亞從她結婚紀念日那天寫起：他們結婚二十一年，她快滿五十歲，他五十六歲。總之，他們的關係準則已完好地建立，那是一種完全和徹底的服從準則。每當丈夫要求她做什麼事，塞諾維亞就取消自己所有的計畫和承諾。給他謄清詩歌，或只是陪著他。與一個如此充滿死亡感的人，一個幾乎不能享受任何東西的男人共同生活，想必是極其艱難的事，塞諾維亞還得時刻關注他多種神經質的怪癖。因為沒錢，他們住在一間簡陋的旅館房子里，那間房子逐漸瘋狂而令人窒息地塞滿了胡安·拉蒙的報紙，"結果服務員只能每三天進屋一次，我覺得自己彷彿住在一個豬圈裡。因不得不隨時看到那堆報紙，我感到很噁心。"此外，胡安·拉蒙寫作時"不能忍受任何聲音或走動，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塞諾維亞因此便整天躲在衛生間里，當他午睡時也是如此，"胡安·拉蒙午睡時，我關在衛生間里感到緊張，因為天氣好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