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實際上是個陌生人；然而她又是現代世界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在盎格魯-撒克遜範圍內，一個半世紀里，瑪麗一直被貶低和嘲笑；今天，儘管新歷史學恢複了對她的記憶，大家記得她，主要是把她作為《弗蘭肯斯坦》①的作者瑪麗·雪萊的母親。
①這部全名為《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的哥特小說描寫一個科學家用屍塊拼成一個怪物並失去對它的控制能力。作品不再僅僅是充滿黑暗想像的"鬼故事"，它向前呼應著"充當造物主的狂妄必受懲罰"的宗教母題，向後預見並質疑了科學主義泛濫可能帶來的災難，是部集哥特式鬼怪故事和科學幻想於一體的作品——譯註。
如果注意到她的成就，以及她的人格魅力，這樣的無知便令人驚訝。我們在談論的是一位十八世紀的女性，她作為獨立的職業作家能夠在倫敦站住腳，這在那個時代是極其少見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散文；其中《為女權辯護》（1792）一篇，奠定了現代女權主義的基礎，使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成為她那時代歐洲最著名的女性。大革命期間她只身前往巴黎，並在那裡經歷了恐怖統治的痛苦歲月（或更確切地說她倖存下來，因為幾乎她所有的朋友都被砍頭）。此外她與一位美國冒險家生了一個私生女，然後與英國作家威廉·葛德汶有了另一個女兒（成為瑪麗·雪萊的那個女兒），並跟他最後結了婚。那時這種生活完全是與眾不同的，她不得不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瑪麗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人士，是輝煌和轟轟烈烈的十八世紀——她那個時代的一個完美女兒。像她那樣的改革家有很多：為普選、為個人權利、為自由而奮鬥的男人，所有這些觀念在今天看來是基本的和無可爭辯的，而當時則是革命性的。但當這些進步騎士為所有的人要求選舉權時，那個所有的人只是指男人；當他們談論個人權利時，只關注男性的權利；當他們提到自由時，完全排除了婦女的自由。
從今天的角度很難想像那個如此專制，知性上如此不連貫的世界；但事實上生活就是這樣，它殘暴地向婦女施加奴役，極力使偏見的分量甚至在最明智的頭腦里都造成理性的失去。例如哲學家洛克①，人類天性自由的捍衛者，堅持認為無論動物還是婦女都不能分享這種自由，而是要從屬於男性。盧梭說："一個智慧的女人對她丈夫、子女和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懲罰。"康德說："勤奮的學習和艱苦的思考，即使一個女人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毀掉了女性性別的自身優點。」
如果那個時代最傑出、最創新的思想家都會說出這樣的蠢話，可以想像對那些婦女來說，整體環境想必是令人窒息的，她們像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樣，具有敏銳的智慧、不順從的精神和足夠的勇氣來警告所遭受的現行性別歧視帶來的不公正。但無人，或幾乎無人會重視和尊重她們的這種品質與才能。持這種想法的婦女很少（她們中有西班牙人何塞法·阿瑪爾-波旁，她於1786年發表了《捍衛婦女才能的演說》）；男人也極少。在這場鬥爭中有過男人，嚴格而誠實的男人，他們知道把自己的革命性分析進行到底。如孔多塞，偉大的法國哲學家。
①約翰·洛克（1632-1704）：英國哲學家，英國唯物主義經驗論的創始人，認為後天的經驗是知識的源泉——譯註。
一位女性怎樣變成先行者，脫離她那時代舒適的常規，堅持那種先進甚至帶有危險的邊緣性立場？我猜想，她不是通過一種早年明確的歷史志向，而是以一種更加人性及平和的方式，沿著那條在知性上不能接受的、不同的道路緩緩地滑行。在生活中事實上只有兩件事不可逆轉：死亡和知識。知道的事不會不再知道，無知無需通過兩次消除。瑪麗慢慢了解了不公正的現實，她不得不因此而行動起來。
瑪麗1759年出生於倫敦，是一個織工的女兒，父親把一大筆財產揮霍在賽馬和飲酒的嗜好上。證實有許多作家在他們童年時期都經歷過某種社會和經濟敗落的遭遇，這令人驚訝。從小瑪麗就得常常保護她母親免受醉鬼父親的毒打；但這不該是她女權主義思想的起源，因為那種暴力在那個時代是十分常見的事情。我推測她對知識的渴求和她的聰慧對她觀念的影響更大：由於是女孩，瑪麗只短期去社區一所很差學校上過課，在那裡幾乎沒學會讀書和寫字，而她的笨兄弟內德卻在一所好學校里接受了全面教育。
作為社會不公正的一個證據，瑪麗的心裡應該充滿了這種早期比較的傷害，因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文章里一次次地堅持女孩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婦女因缺乏適合她們的工作而遭受的無自衛能力。一個中產階級的體面女子只能當保姆/家庭教師，宮廷侍女，或老師（但只是讓她們做女生的初級教育老師）。這三種悲慘而艱辛的職業瑪麗從十八歲到二十九歲都經歷過（之後她以文為生），力圖養活自己和她的姐妹，但經濟依然近乎陷於絕境。儘管面臨如此多的困難，瑪麗仍沒有放棄求知的熱望。為此她利用書本這一時代的新鮮事物之一，終於可以很容易地獲取書籍而且很便宜。因而女性雖然被迫遠離教育，但知識的大門已無法再向她們緊閉——整個世界通過印刷文字向她們敞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這樣以一種自學的方式自我培養。
與此同時，十八世紀埋葬了一個等級制不可觸及的、歷來並永遠源自上帝頭腦的封建舊結構，使個人主義觀念像我們現在理解的那樣出現。在瑪麗的英國，變化是急劇的。例如處決不再是公開的，在倫敦出現了第一批分桌的餐廳，而不是通常所有人都在那裡扎堆吃飯的長條板。英國思想家塞繆爾·約翰遜的傳記作者博斯韋爾抱怨這類創新："這種晚餐的方式，或更確切地說，被飼養的方式，被許多人認為是特別反社會的，因為每個人在自己的飯桌上吃飯，不用強迫自己與任何人說話。"因為中世紀社會是混亂和雜居的：公開就餐，與陌生人共用飯桌；在公開的懲戒性的處決中死去；公開睡覺，因為在客棧里每間房裡住宿十個人。相反，在十八世紀開始了現代生活的極端孤獨，但也出現了個人主義的好處：人權，民主的動力。
另外，社會等級迅速演化。現在已不再必須出身貴族，個人自身的成就便能為他帶來輝煌的地位。中產階級在改善和提高，這創造出一種樂觀的氛圍，或許從那裡產生出改良的理論，即相信人類以不可阻擋的方式在逐步完善自我。時代的熱情改革家堅信這一點，並認為人類所有的弊端——飢餓，暴力，戰爭，甚至疾病和死亡——總有一天都會被戰勝。世界的邊界已經倒坍，人類好像垂手可得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做的就是要求婦女也有權利分享那所有的榮耀。
瑪麗的個人演變緩慢而痛苦。一開始她加入了"不同政見派"，一個民主的但非女權主義的團體；在寫使她成名的《為女權辯護》之前，她出版了另一部政治性小冊子，題目是《為人權辯護》，支持法國大革命的理想，反對英國反動分子，特別是埃德蒙·伯克①的攻擊。她純粹是通過理性的運用而成為女權主義者：因為自由要麼是給所有人的，要麼不給任何人，正如孔多塞所言。這裡我沒有篇幅來解釋瑪麗為她的生活所付出的高昂代價：不理解，爭議，社會的指責。對她來說一切都很困難：受教育，自立，找到體面的謀生方式，戀愛，甚至寫作。做獨一無二的人會使人瀕於瘋狂，她是一個憤怒而憂傷的女性也就不奇怪了。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畢業於都柏林的三一學院。1758年創辦《年紀》雜誌。1766年進入下院，成為輝格黨的主要代表人物——譯註。
②訥伊：法國巴黎西北郊的殷實富戶居民區——譯註。
她的心像液體鉛那樣熾熱，她的激情可以是毀滅性的；但由於她受教於那時代盛行的清教主義，所以很長時間裡認為性是骯髒的東西，她把最初的愛變成純粹柏拉圖式的夢想。直到三十三歲只身前往爆發大革命的法國時，她可能還是處女，充滿生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