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圖盧茲：法國南部工業城市，有法國最大的羅馬式教堂，還有創建於1229年的圖盧茲大學——譯註。
法國大革命的到來和它的正義與博愛的理想，使少數男人和女人開始明白，平等或者是給予所有個體的，或者不賦予任何人："要麼人類的任何一員都不擁有真正的權利，要麼我們大家都具有同樣的權利；投票反對別人權利的人，不論他的宗教、膚色或性別是什麼，他都在以那種方式放棄自己的權利。"這是孔多塞①1790年在他《關於承認婦女享有城市權利》一文中所寫的話，這位令人崇敬的法國哲學家參與起草了革命憲法。孔多塞是一位熱情的女權主義者；他與其他少數敏銳的紳士開始揭露婦女的困境。當時不抱有性別歧視的男人所發出的那些最初宣言極為重要，只有具備文化修養才能承擔一種批評態度，而那個時代的婦女幾乎完全缺乏教育。
①孔多塞（1743-1794）：法國啟蒙思想家，主張自然神論，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導人之一——譯註。
伴隨大革命的熱潮，法國各地（又迅速波及整個歐洲）開始出現婦女俱樂部和婦女協會，併產生了著名的女權主義革命家，像奧蘭普·德·古熱和泰魯瓦涅·德·梅里古。但那種正義和自由的夢想十分短暫：恐怖統治時代的到來再次把婦女關進家裡。1793年6月，泰魯瓦涅受到一群女市民的攻擊，腦部被石頭擊中；她沒有死，但神經失常，在一個瘋人院度過餘生。奧蘭普於1793年11月被斬首，婦女俱樂部被禁止。至於孔多塞，羅伯斯庇爾判處他死刑，同年9月，這位哲學家在他入獄的第一個晚上寧願服毒自盡。性別歧視的偏見，再度回潮。
然而,幾十年後的十九世紀中葉，"婦女問題"這一說法被製造出來，這就是說，婦女第一次被理解成一個社會問題。
這是工業革命的一個結果，它結束了傳統的家庭生活。從前家庭婦女隸屬於男性，還承擔著大量日常生活的重擔。她們做罐頭，腌魚，縫製家人的衣服，照管菜園和家畜，製作肥皂、蠟燭、鞋子，認識藥草，照顧家人的健康。她們在家庭範圍內是活躍而重要的人物。但是工業革命逐漸消解了她們所有的職權：肥皂在商店裡買，菜園和家畜因城市人口增多而越來越少，健康開始由醫生掌管。總之，婦女在這個世界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位置。
另外經歷了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高潮。上帝奄奄一息，不變的自然秩序作為費解事物的一種絕對答案已不再被接受，整個宇宙必須被重新定義。女人是存在的又一個未知數，一個該用科學術語揭示的秘密。十九世紀末，人們相信通過智者的定義，通過博學之士的分類，人類能夠梳理並看清現實的所有蒙昧。
婦女因此變成了男人研究的對象，把她們與"正常性"，即男性的價值和特質進行比較。達爾文認為，"通常承認女性身上的直覺、感覺以及或許模仿的能力比男性更為突出，但這些功能中的一部分至少是低等種族的特徵，因而是一種過時的、較不發達的文明狀態的特徵。"從男性的角度，女性開始被視為一種異常性，一個受制於月經和疼痛的病人。不健康的和折磨人的女式時尚胸衣（女性被這種胸衣扭傷肋骨，引起子宮和肝的錯位）加重了窒息及昏厥，社會地位和生命前景的缺乏加大了沮喪和苦痛。女人因此被看做病人，她的確病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出現一種"瘟疫"，這些得厭食症的女人，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的女患者，甚至成為弗洛伊德所說的歇斯底里女人。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善於在他的書中塑造他那個時代的婦女典型，聰明而富有激情，卻受社會環境的制約。可能是亨利的妹妹愛莉絲·詹姆斯給了作家靈感，她是一位富於創造性和敏感的女人，喜歡寫作（她的日記不久前已出版），但是不能上大學，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她不能像亨利那樣從事文學。愛莉絲是個慢性病患者：從十九歲起神秘的疾病使她變成了一個廢人，四十三歲時她患上急性癌症，她很高興自己死去。
對婦女來說，那個時代大概是非常痛苦和艱難的歲月：下層婦女被工廠十六個小時的倒班弄得筋疲力盡，而且還要生育子女，照顧家庭，而中上層婦女則被關在金牢籠里。十九世紀文學中的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長夫人》里的安娜·奧索雷斯）講述了一些敏感、聰明而又能幹的婦女的悲劇，她們過著無意義的生活，試圖通過浪漫的愛情來逃脫空虛，她們因觸犯了嚴苛的戒律而付出了昂貴代價。除了特例（比如美國作家馬克·吐溫一直是個令人愉快的女權主義者），那個時代的男性環境大多是敵對的，對女性的不理解極為嚴重，致使許多婦女開始選擇獨身，或與其他婦女建立終身的同居關係。在美國，女性同居關係當時被稱為波士頓式的婚姻(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波士頓女人》講述的正是那種女性世界)，它不必一定具有女同性戀的意涵，而是在很多情況下，相對於那些積極、獨立、思想不安分、不願屈從社會禁錮的婦女的生活，它是一種情感和同道的結合。
儘管如此，最令人驚訝的是，證實了一直都有能夠戰勝最艱苦的環境，富於創造力的女性存在，那些女戰士，女冒險家，女政治家，女科學家，她們有能力有勇氣擺脫像墳墓那樣狹隘的命運。當然，與大批默默無聞、屈從於世界強加給她們限制的女性相比，這樣的女人是少數；可是毫無疑問，這樣的女人比我們今天知道的和記得的要多得多。因為正如義大利女作家達西婭·馬拉伊妮所說，婦女死的時候，她們是永遠地去了，服從肉體和記憶的雙重結束。歷史學家、百科全書編撰者、院士、官方文化和公眾記憶的保管人一直都由男性充當，婦女的行動和作品很少進入年鑒。今天，這種性別歧視的健忘症終於得以改善：女性在學術和知識層面上的日漸出現開始使形勢趨向正常化，一個完全新型的研究領域開闢出來，這些研究大部分由婦女進行，她們力圖從歷史的陰霾中挖掘出我們的女性前輩。
①湖南江永縣、道縣一帶瑤族婦女使用的一種文字元號，用以書寫湘南漢族人的土語——譯註。
一些女前輩能夠作出巨大的無名業績，像在中國湖南省曾發明一種秘密語言，或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種只為婦女所用的文字，一種叫做"女書"①的神秘書寫方式，它包括兩千個字和至少一千年的歷史（有些專家甚至說有六千年），如今只有五六個耄耋老婦掌握此種語言。又有傳說"女書"是一個中國皇帝的妃子發明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她多有才華呀!能夠發明整整一套書寫體系)，為的是能夠向她的女伴們講述自己的私密生活、自己的哀怨和情感，而又不用冒被發現和遭懲罰的危險。許多掌握這種文字的婦女不會寫漢字，這種中國的官方語言，因為她們處於文盲狀態，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知識文化之外。地下"女書"賦予了她們文字表達的能力，這是一種女性互助力量，她們以此來作出某些抵抗。"我們必須從年輕時代起建立姐妹關係，通過秘密文字互相交流"，幾千年保存下來的文本之一說。另一個文本補充到："男人敢於離家去面對外邊的世界，但是當婦女創造了一種男性無法理解的語言時，她們具備同樣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