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是現社會重要的經濟機構，貨幣則是交換所藉之以行的。所以貨幣制度的完善與否，和經濟的發達、安定，都有很大的關係。中國的貨幣制度，是不甚完善的。這是因為（一）中國的經濟學說，注重於生產消費，而不甚注重於交換，於此部分，缺乏研究。（二）又疆域廣大，各地方習慣不同，而行政的力量甚薄，不能控制之故。
中國古代，最普遍的貨幣，大約是貝。所以凡貨財之類，字都從貝，這是捕漁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國家以皮幣行聘禮，婚禮的納徵，亦用鹿皮，這當是遊獵民族所用。至農耕社會，才普遍使用粟帛。所以《詩經》說「握粟出卜」，又說「抱布貿絲」。珠玉金銀銅等，都系貴族所需要。其中珠玉之價最貴，金銀次之，銅又次之，所以《管子》說：「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國蓄》）古代的銅價，是比較貴的。《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說當時的糶價，都是每石自二十文至八十文。當時的衡量，都約當現代五分之一。即當時的五石，等於現在的一石（當時量法用斛，衡法稱石，石與斛的量，大略相等），其價為一百文至四百文。漢宣帝時，谷石五錢，則現在的一石谷，只值二十五文。如此，零星貿易，如何能用錢？所以孟子問陳相：許行的衣冠械器，從何而來？陳相說：都是以粟易之（《滕文公上篇》）。而漢朝的賢良文學，說當時買肉吃的人，也還是「負粟而往，易肉而歸」（《鹽鐵論·散不足篇》），可見自周至漢，銅錢的使用，並不十分普遍。觀此，才知道古人所以有許多主張廢除貨幣的。若古代的貨幣使用，其狀況一如今日，則古人即使有這主張，亦必審慎考慮，定有詳密的辦法，然後提出，不能說得太容易了。自周至漢，尚且如此，何況夏殷以前？所以《說文》說：「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書·食貨志》說貨幣的狀況：「自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實在最為確實。《史記·平準書》說：「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平準書》本非《史記》原文，這數語又附著篇末，其為後人所竄入，不待言而可明了。《漢書·食貨志》又說：「大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函即俗話錢眼的眼字），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輻，長四丈為匹。大公退，又行之於齊。」按《史記·貨殖列傳》說：「管子設輕重九府。」《管晏列傳》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則所謂九府圜法，確系齊國的制度。但其事起於何時不可知。說是太公所立，已嫌附會，再說是太公為周所立，退而行之於齊，就更為無據了。古代的開化，東方本早於西方。齊國在東方，經濟最稱發達。較整齊的貨幣制度，似乎就是起於齊國的。《管子·輕重》諸篇，多講貨幣、貨物相權之理，可見其時貨幣的運用，已頗靈活。《管子》雖非管仲所著，卻不能不說是齊國的書。《說文》說周而有泉，可見銅錢的鑄造，是起於周朝，而逐漸普遍於各地方的。並非一有銅錢，即各處普遍使用。
古代的銅錢，尚且價格很貴，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況珠玉金銀等呢？這許多東西，何以會與銅錢並稱為貨幣？這是因為貨幣之始，乃是用之於遠方，而與貴族交易的。《管子》說：「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國蓄》）又說：「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庄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賣子者。」（《山權數》）此等大批的賣買，必須求之於貴族之家。因為當時，只有貴族，才會有大量的穀物存儲（如《山權數篇》又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於此，可悟古代商人，多與貴族交接之理，而珠玉金銀等的使用，亦可無疑義了。珠玉金銀等，價均太貴，不適宜於普通之用。只有銅，價格稍賤，而用途極廣，是普通人所寶愛，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銅遂發達而成普通的貨幣，具有鑄造的形式。其價值極貴的，則漸以黃金為主，而珠玉等都被淘汰。
錢圜函方，一定是取象於貝的。所以錢的鑄造，最初即具有貨幣的作用。其為國家因民間慣用貝，又寶愛銅，而鑄作此物，抑系民間自行製造不可知。觀《漢書》輕重以銖四字，可見齊國的銅錢，輕重亦非一等。限制其輕重必合於銖的整數，正和限制布帛的長闊一樣。則當時的錢，種類似頗複雜。觀此，銅錢的鑄造，其初似出於民間，若源出國家，則必自始就較整齊了。此亦可見國家自能發動的事情，實在很少，都不過因社會固有的事物，從而整齊之罷了。到貨幣廣行以後，大量的鑄造，自然是出於國家。因為非國家，不能有這大量的銅。但這只是事實如此。貨幣不可私鑄之理，在古代，似乎不甚明白的。所以漢文帝還放民私鑄。
《漢書·食貨志》說：「秦並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可見當時的社會，對於珠玉、龜貝、銀錫等，都雜用為交易的媒介，而國家則於銅錢之外，只認黃金。這不可謂非幣制的一進化。《食貨志》又說，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高後本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按既經鑄造的銅錢，自與生銅不同。但幾種貨幣雜行於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輕者；信其鑄造精良者，而疑其鑄造粗惡者，這是無可如何之事。古代貨幣，雖有多種並行，然其價格，隨其大小而不齊，則彼此不會互相驅逐。今觀《漢書·食貨志》說：漢行莢錢之後，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漢初雖有戰爭，並未至於白骨蔽野，千里無人煙，物價的昂貴，何得如此？況且物價不應同時並長。同時並長，即非物價之長，而為幣價之跌，其理甚明。古一兩重二十四銖。八銖之重，只得半兩錢三分之二，四銖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兩，似乎漢初貨幣，不管其實重若干，而強令其名價相等。據此推測，漢初以為秦錢重難用，似乎是一個藉口。其實是藉發行輕貨，以為籌款之策的。所以物價因之增長。其時又不知貨幣不可私鑄之理。文帝放民私鑄，看《漢書》所載賈誼的奏疏，其遺害可謂甚烈。漢武帝即位後，初鑄三銖錢，又鑄赤仄，又將鹿皮造成皮幣，又用銀錫造作白金三等，紛擾者久之。後來乃將各種銅錢取消，專鑄五銖錢。既禁民私鑄，並不許郡國鑄造，而專令上林三官鑄（謂水衡都尉屬官均官、鍾官、辨銅三令丞），無形中暗合貨幣學理。幣制至此，始獲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鑄開元通寶錢。自此以前，歷朝所鑄的錢，都以五銖為文。五銖始終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錢。
漢自武帝以後，幣制是大略穩定的。其間惟王莽一度改變幣制，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銀、龜、貝、錢、布為六名。錢布均用銅，故為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然旋即過去。至後漢光武，仍恢複五銖錢。直至漢末，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然後錢法漸壞。自此經魏、晉、南北朝，政治紊亂，幣制迄未整飭。其中最壞的，如南朝的鵝眼、環錢，至於「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其時的交易，則多用實物做媒介。和外國通商之處，則或兼用金銀。如《隋書·食貨志》說：「梁初，只有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廣全用金銀。又說：陳亡之後，嶺南諸州，多以錢米布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都是。直到唐初，鑄開元通寶錢，幣制才算復一整理。然不久私鑄即起。
用金屬做貨幣，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種種優點，但亦有兩種劣點。其（一）是私銷私鑄的無法禁絕。私鑄，舊說以「不愛銅不惜工」敵之。即是使鑄造的成本高昂，私鑄無利可圖。但無嚴切的政令以輔之，則惡貨幣驅逐良貨幣，既為經濟上不易的原則，不愛銅，不惜工，亦徒使國家增加一筆消耗而已。至於私銷，則簡直無法可禁。其（二）為錢之不足於用。社會經濟，日有進步，交易必隨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籌碼必多。然銅系天產物，開礦又極勞費，其數不能驟增。此系自然的原因。從人為方面論，歷代亦從未注意於民間貨幣的足不足，而為之設法調劑，所以貨幣常感不足於用。南北朝時，雜用實物及外國貨幣，幣制的紊亂，固然是其一因，貨幣數量的缺乏，怕亦未嘗非其一因。此等現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開元二十二年，詔庄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棉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並用。違者科罪。便是一個證據。當這時代，紙幣遂應運而生。
紙幣的前身是飛錢。《唐書·食貨志》說：貞元時，商賈至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