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工商三者，並稱實業，而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必有農，然後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國從前，稱農為本業，工商為末業，若除去其輕視工商，幾乎視為分利之意，而單就本末兩字的本義立論，其見解是不錯的。所以農業的發達，實在是人類劃時代的進步。有農業，然後人類的食物，乃能為無限制的擴充，人口的增加，才無限制。人類才必須定居。一切物質文明，乃有基礎。精神文化，亦就漸次發達了。人類至此，剩餘的財產才多，成為掠奪的目的。勞力亦更形寶貴，相互間的戰爭，自此頻繁，社會內部的組織，亦更形複雜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於幾個特別肥沃的地點。比較正確的歷史，亦是自此開始的。這和農業有極深切的關係，而中國亦是其中之一。
在農業開始以前，遊獵的階段，很為普遍。在第三十七章中，業經提及。漁獵之民，視其所居之地，或進為畜牧，或進為農耕。中國古代，似乎是自漁獵徑進於農耕的。傳說中的三皇：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傷害腸胃，顯然是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亦作庖犧。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為「取犧牲以供庖廚」（《禮記·月令疏》引），實為望文生義。《白虎通義·號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則羲字與化字同義，所稱頌的乃其德業。至於其時的生業，則《易·繫辭傳》明言其「為網罟以田以漁」，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亦無疑義。伏羲之後為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就正式進入農業時代，我國文明的歷史，從此開始了。三皇之後為五帝。顓頊、帝嚳，可考的事迹很少。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神農戰，似乎是游牧部落的酋長。然這不過是一種荒怪的傳說，《五帝本紀》同時亦言其「藝五種」，而除此之外，亦絕無黃帝為游牧民族的證據。《堯典》則有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文。《堯典》固然是後人所作，並非當時史官的記錄。然後人所作，亦不能謂其全無根據。殷周之祖，是略與堯舜同時的。《詩經》中的《生民》、《公劉》，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當不致全屬子虛。《書經》中的《無逸》，乃周公誥誡成王之語，述殷周的歷史，亦必比較可信。《無逸》中述殷之祖甲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祖甲實即太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正指其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云：「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皆顯見其為農業時代的賢君。周之先世，如太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論了。古書的記載，誠多未可偏信。然合全體而觀之，自五帝以來，社會的組織，和政治上的鬥爭，必與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游牧或漁獵部族所能有。然則自神農氏以後，我國久已成為農業發達的民族了。古史年代，雖難確考，然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下篇》）和韓非子所謂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顯學篇》）；樂毅《報燕惠王書》所謂「收八百歲之畜積」（謂齊自周初建國，至為昭王所破時），大致都相合的，決不會是臆造。然則自堯舜至周末，當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統一天下至民國紀元，相距2132年。自堯舜追溯農業發達之時，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國農業發達，總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中國的農業，是如何進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進於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換田。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為地有美惡，「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以「三年一換主易居」。據《周官》大司徒：則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種的。一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兩年。授田時：不易之地，一家給一百畝。一易之地，給二百畝。再易之地，給三百畝。古代的田畝，固然較今日為小。然一夫百畝，實遠較今日農夫所耕為大。而其成績，則據《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所說：是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較諸現在，並不見得佳良，可見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漢朝有個大農業家趙過，能為代田之法。把一畝分做三個甽，播種於其中。甽以外的高處謂之隴。苗生葉以後，要勤除隴上之草，因而把隴上的土，傾頹下來，使其附著苗根。如此逐漸為之，到盛暑，則「隴盡而根深」，能夠「耐風與旱」。甽和隴，是年年更換的，所以謂之代田（見《漢書·食貸志》）。後來又有區田之法。把田分為一塊一塊的，謂之區。隔一區，種一區。其鋤草和頹土，亦與代田相同。《齊民要術》（見下）極稱之。後世言農業的人，亦多稱道其法。但據近代研究農業的人說：則「代田區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則精。近世江南的農耕，較諸古人所謂代田區田，其精勤實無多讓。其田並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見其竭。則其施肥及更換所種穀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間。」這許多，都是農業自然的進步。總而言之：農業有大農制和小農制。大農制的長處，在於資本的節約，能夠使用機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農制的長處，則在以人盡其勞，使地盡其力。所以就一個人的勞力，論其所得的多少，是大農製為長。就土地同一的面積，論其所得的多少，則小農製為勝。中國農夫的技能，在小農制中，總可算首屈一指了。這都是長時間自然的進化。
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約有三端：（一）為講究農學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農民隔絕，學問不能見諸實用。古代有許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於邑閭」。這些事，都是後世所沒有的。李兆洛《鳳台縣誌》說，鳳台縣人所種的地，平均是一人十六畝。窮苦異常，往往不夠本，一到荒年，就要無衣無食。縣人有一個喚做鄭念祖的，僱傭了一個兗州人。問他：你能種多少園地？他說兩畝，還要雇一個人幫忙。問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說一畝田的肥料，要值到兩千個銅錢。間壁的農人聽了大笑，說：我種十畝地，只花一千個銅錢的肥料，收穫的結果，還往往不夠本呢？鄭念祖對於這個兗州人，也是將信將疑。且依著他的話試試看呢，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沒有成熟，他的先就成熟了，而且長得很好。爭先入市，獲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時，他和人家一塊賣的，所得的都是贏利了。李兆洛據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農民為農師，以開水田。這不過是一個例。其餘類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幾。使農民互相師，已可使農業獲有很大的進步，何況益之以士大夫？何況使士大夫與農民互相師，以學理經驗，交相補足呢？（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溝洫阡陌等，都井井有條。後世則不然。土地變為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泄等事，總是要費掉一部分土地的，誰肯犧牲？凡一切公共事業的規劃，其根源，實即公共財產的規劃。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講地方自治，而自治自無不舉。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務，先已無存。間有少數非聯合不能舉辦的，則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衝突。於是公益的舉措，固有的蕩然無存，當興的闕而莫舉；而違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窮。如濫伐林木，破壞堤防，壅塞溝渠等都是。而農田遂大受其害。其最為顯著的，就是水利。（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誰不愛護其私產？但必使其俯仰有餘，且勤勞所得，可以為其所有，農民才肯儘力。如其一飽且不可得，又偶有贏餘，即為強有力者剝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勢力和高利貸的巧取豪奪，則正是和這原則相反的。這也是農田的一個致命傷。職是故，農業有其進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進退相消，遂成為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農業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制。而要推行大農制，則必須先有大農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國十七年春，俄國國營農場經理馬克維次（Markevich），有多餘不用的機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農民，許租給他們使用，而以他們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種為條件。當時加入的農民，其耕地，共計九千餘畝。到秋天，增至二萬四千餘畝。事為共產黨所聞，於是增制機犁，並建造使用機犁的動力場。至明年，遂推行其法於全國。是為蘇俄集合農場的起源（據張君勱《史泰林治下之蘇俄》。再生雜誌社本）。天下事口說不如實做。瘏口嘵音，說了半天的話，人家還是不信。實在的行動當前，利害較然可見，就無待煩言了。普通的議論，都說農民是最頑固的、守舊的。其實這是農民的生活，使其如此。現在為機器時代。使用舊式的器具，決不足以與之相敵。而全國最多數的農民，因其生活，而滯留於私有制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實為文化進步的障礙。感化之法，單靠空言啟牖，是無用的。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產的方法變，則生活變。「牖民孔易」，製造出耕作用的機械來，便是化除農民私見的方法。並不是要待農民私見化除了，機械才可使用。
中國的農學，最古的，自然是《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