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兵制，約可分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征服之族，全體當兵，被征服之族則否，是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後來戰爭劇烈了，動員的軍隊多，向來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為全體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統一了，不但用不著全體皆兵，即一部分人當兵，亦覺其過剩。偶爾用兵，為顧恤民力起見，多用罪人及降服的異族。因此，人民疏于軍事，遂招致降服的異族的叛亂，是即所謂五胡亂華。而中國在這時代，因亂事時起，地方政府擅權，中央政府不能駕馭，遂發生所謂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亂華的末期，異族漸次和中國同化了，人數減少，而戰鬥顧甚劇烈，不得已，乃用漢人為兵。又因財政艱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養。於是又發生一種部分民兵制，是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敗的。府兵之制，因此廢壞。而其時適值邊方多事，遂發生所謂藩鎮之兵。因此，引起內亂。內亂之後，藩鎮遍於內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後，竭力集權於中央。中央要有強大的常備軍。又覷破兵民分業，在經濟上的利益。於是有極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在軍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卻東施效顰。其結果，到底因淤滯而敗。
第八期，清亦以異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敗。中葉曾因內亂，一度建立較強大的陸軍。然值時局大變，此項軍隊，應付舊局面則有餘，追隨新時代則不足。對外屢次敗北，而國內的軍紀，卻又久壞，遂釀成晚清以來的內亂。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壓迫，走上一條曠古未有的新途徑。
以上用鳥瞰之法，揭示一個大綱。以下再逐段加以說明。
第一期的階級制度，看第四十、第四十四兩章，已可明白。從前的人，都說古代是寓兵於農的，寓兵於農，便是兵農合一，井田既廢，兵農始分，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寓兵於農，乃謂以農器為兵器，說見《六韜·農器篇》。古代兵器是銅做的，農器是鐵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才發給（所謂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給正式軍隊用，鄉下保衛團一類的兵，是不能給與的。然敵兵打來，不能真箇制梃以自衛。所以有如《六韜》之說，教其以某種農器，當某種兵器。古無稱當兵的人為兵的，寓兵於農，如何能釋為兵農合一呢？江永《群經補義》中有一段，駁正此說。他舉《管子》的參國伍鄙，參國，即所謂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和高子、國子，各帥五鄉。伍鄙，即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乃所以處農人（按所引《管子》，見《小匡篇》）。又引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按見《左傳》定公八年）。以證兵常近國都。其說可謂甚精。按《周官·夏宮·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六軍適出六鄉。六鄉之外有六遂，鄭《注》說：遂之軍法如六鄉。其實鄉列出兵法，無田制，遂陳田制，無出兵法，鄭《注》是錯誤的（說本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制說》）。六鄉出兵，六遂則否，亦兵在國中之證。這除用征服之族居國，被征服之旅居野，無可解釋。或謂難道古代各國，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階級嗎？即謂都有此階級，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國，數逾千百，我們略知其情形的，不過十數，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況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黷武之國，即素尚平和之國，亦不得不肆力于軍事組織以相應，既肆力于軍事組織，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雖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軍事領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漸和民眾相離，而與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況戰士必須講守御，要講守御，自不得不居險；而農業，勢不能不向平原發展；有相同的環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況我們所知道的十餘國，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極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為部分民兵制，實無疑義。
古代之國，其兵數是不甚多的。說古代軍隊組織的，無人不引據《周官》。不過以《周官》之文，在群經中獨為完具罷了。其實《周官》之制，是和他書不合的。按《詩經·魯頌》：「公徒三萬，」則萬人為一軍。《管子·小匡篇》說軍隊組織之法正如此（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一軍）。《白虎通義·三軍篇》說：「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亦以一軍為本萬人。《說文》以四千人為一軍，則據既加二千人後立說。《轂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這個軍字，和師字同義。變換其字面，以免重複，古書有此文法），一師當得二千人。《公羊》隱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五百」二字必後人據《周官》說妄增。然則古文家所說的軍隊組織，較今文家擴充了，人數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說制度，代表較早的時期，古文家說，代表較晚的時期的一證。當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險之地，山險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馬法》所述賦法，都以井田之製為基本，如此，當兵的義務，就擴及全國人了。《司馬法》之說，已見第四十四章，茲不再引。按《司馬法》以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說：一封當得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一畿當得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後一說：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外，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有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一畿有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見於《漢書·刑法志》。若計其人數，則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萬五千，一畿七十五萬。《史記·周本紀》說：牧野之戰，紂發卒七十萬人，以拒武王；《孫子·用間篇》說：「內外騷動，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都系本此以立說。《司馬法》之說，固系學者所虛擬，亦必和實際的制度相近。春秋時，各國用兵，最多不過數萬。至戰國時，卻阬降斬級，動以萬計。此等記載，必不能全屬子虛，新增的兵，從何處來呢？我們看《左傳》成公二年，記齊頃公鞍戰敗北逃回去的時候，「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其時正式的軍隊雖敗於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戰國策》載蘇秦說齊宣王之言，說「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可見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調出去，充作正式軍隊了。這是戰國時兵數驟增之由。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怕莫此時若了。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制，便開始破壞。《漢書·刑法志》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制實沿自秦。《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說：「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裡。」《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為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制。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晁錯說秦人謫發之制，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為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為免得擾動平民起見。《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征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又《史記·貨殖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